这是我第一次看西恩·潘的电影。按说不应该。从1996年开始，8年之内，他囊括了所有全球最著名的电影奖项，威尼斯金狮奖、柏林金熊奖、嘎纳金棕榈奖和奥斯卡金像奖。这么重要的演员我不该错过。而我也的确拥有很多他的影碟，《神秘之河》，《21克》，《翻译员》……可我就是没看过。那些碟如今还原封不动地站在我北京家的书柜里。

我仔细地想了想，也许是关于他的八卦新闻潜意识里影响了我对他的电影的接受。他和麦当娜结婚又离婚，期间还大打出手；他无力控制自己的脾气，为此还坐了一个月的牢；他得了奖却故意不去领；去领了还要在台上唱高调，反战反布什什么的，显得很“搞”。不自觉地，就把他归类为表面叛逆实则哗众取宠的那一类人。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心理暗示使我有心无心地错过了他的众多电影。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觉得他长得不够帅，至少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帅，脸上总有一种阴阴的邪劲，让我始终提不起兴趣来。

直到这部《Milk米尔克》。

那天，Poncho到同学家去Sleep Over，我和Peter凭空就多出了一个清闲的晚上。我说，去看电影吧，少儿不宜的，至少PG13的。Peter马上说，那就看《Milk米尔克》吧。这是一部讲述上世纪70年代旧金山市第一个公开身份的同性恋参议员的传记电影。他惦记这部电影已经好多天了，还没上映呢，就向我提起过。说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看过关于米尔克的纪录片，对他的死印象深刻。而且，他强调了一下，这是一部R17级电影，因为里面有同性性爱场面。

我一听说是传记电影，最后主人公还被谋杀了，就有点犹豫。这样一个清闲的晚上，干嘛要看一部累人耗神的电影呢？我爸爸曾经对我说，当他越来越老时，有很多电影就“看不动了”——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来调动情感以呼应电影里的情节。所以他多年不进电影院，看电视也只看看新闻和京戏。我对这一点越来越有体会。看一部过程起伏、结局悲伤的电影，就会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可没办法，Peter的品味总是高过我的预期，我只是想找一部好莱坞又热闹又养眼的电影消磨时间，他却要看一部艺术电影来修、齐、治、平。

就去了。结果就第一次看了西恩潘的电影，并且知道，他能获得大满贯，绝非浪得虚名。。

电影一开始，一组颗粒粗糙的旧影像划过，在记忆中只留下乱糟糟的一团。直到一个女人站在室外的台阶上，被一堆话筒和照相机围裹着，对众宣布，市长马斯克尼（Moscone）和市议员米尔克（Milk）被杀害，才明白这是一段真实的影像资料，离现在有30年。后来Peter告诉我，这个当年宣布米尔克被谋杀的女人就是前几天刚刚主持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的那个女参议员，叫戴恩·芬斯坦 Diane Feinstein。

这段真实的新闻影像提供了一个外部视角，那是我们已经习惯的所谓新闻的、客观的视角。是啊，如果我只是从媒体上读到、看到这样一条新闻，说本市市长和参议院被杀害，我会怎么样呢？不过是震惊一下，惋惜一下，悲伤一下，稍稍愤怒一下，只是一下，顶多三四下，就过去了。

可是，时隔30年后，西恩·潘演绎的这个角色，这部电影，提供了一个内部视角。这样，这个人就和我，有了内在的关联；这样，我就不得不为他的死，很长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待续)

伯克利本地报纸有好几种，有本市的，有本县的，还有邻市奥克兰的，都是免费的。据说这就是报业发展的方向：小报免费化，大报网络化。我常看的《伯克利行星报》（Berkely Daily Planet）介于两者之间：它的网络版每天更新，但纸质报纸一周才免费出一次。

去年12月有一周，《伯克利行星报》的头版头条用了一个吓人的标题：“市议会说，UC 伯克利的教授应该被判战争罪（Council: UC Prof Should Be Charged With War Crimes）。引得我很好奇，一个教授得犯多大的事儿才够得上“战争罪”呢？

UC伯克利法学院有个教授叫约翰·余（John Yoo），看名字，看照片，可能是个韩国裔。2001—2003年，布什当政期间，他在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任副助理检察官（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官不大，但责任重大，要协助联邦检察官为“布什总统和所有行政机构，包括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提供法律咨询”。这期间，2003年，他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为美国在海外的一些战俘营虐囚事件，比如古巴的关塔纳摩监狱虐囚事件，提供法律解释。大意是说，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要通过正当的法律手续）和《第八修正案》（防止政府使用残忍和非正常的惩罚手段）并不适用于在美国海外战俘监狱中的虐囚审讯，因为审讯的对象是关押在美国领土之外的战争中的敌方战斗被俘人员。备忘录解释说，联邦“刑事制定法”（Positive Law）关于身体攻击和其他有关身体的犯罪不适用于被授权的军队在海外的审讯。禁止虐待战俘的《日内瓦公约》也不适用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

这份备忘录被当时的美国司法部采纳，递交给总统布什，布什也签署了它，作为美国政府对“虐囚事件”的官方法律解释。但是关塔纳摩虐囚的照片已经通过互联网传遍地球各个角落，举世震惊。布什政府最后给出这样一个解释，显然不能“以理服人”。结果，“虐囚备忘录”引来了巨大的抗议浪潮，从国内到国际，搞得美国政府极其被动。这份备忘录也和关塔纳摩一样，变得“臭名昭著”，一提起它，总要在前面加上“infamous”(臭名昭著的，可耻的)。2年后，美国政府不得不撤销了这份备忘录，而起草他的约翰·余，此时已经到UC伯克利当上了法学院教授。

你知道，伯克利，那是相当激进、相当反战的城市。说一件事你就会有感性认识了。美国海军在伯克利市中心有一个征兵宣传办公室，驻了也有年头了。2008年2月，忽然听说伯克利市政府8：1投票通过了一封信，信中说，伯克利不欢迎你这个办公室，请离开。理由是，伯克利不赞同美国军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不希望和这样的战争扯上关系。信还没发，消息却很快传开了。结果惹恼了那些“拥军爱国”的人们。很多人从其他的州开车、甚至坐飞机到伯克利，赶在市议会对这封信进行再次投票表决之前举行抗议，试图改变投票结果。而伯克利本地市民和反战组织也不是好惹的，他们也组织了强大的示威队伍，赶来助威。结果两相遭遇，就在市议会前的和平广场摆开了对抗的阵势，而车来车往的马丁路德金路就成了“楚河汉界”。双方举着各种标语牌，各色旗帜也舞个不停，喊着口号互相攻击，一副水火不容的架势。媒体也赶来凑热闹，各家电视台的转播车一溜排开，不知道哪家的直升飞机在天上转悠了一整天。

到了晚上，市议会终于开始开会投票了。而议会外面双方的斗争也进入白热化，连写着“和平墙”的路标都给烧了。最后的投票结果，伯克利市议会放弃了这封信。但是，可但是，不要以为反战一方因此就失败了。议会在允许海军征兵办继续驻扎伯克利的同时，还允许一家著名的反战组织“红粉电码（Code Pink ）”每周三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征兵办马路对面的停车场驻扎，没有噪音限制。这就意味着，伯克利允许对海军征兵办公室进行高分贝骚扰。这个“红粉电码”就是最初倡议并起草给海军发信的那家机构。你想，每周一次，每次4个小时的没有噪音限制的反战宣传，征兵办还能征到兵吗？作为一个激进的、活跃的反战组织，它一定会充分利用这4个小时，想出100种花样来揶揄、抗议、阻挠征兵。

约翰·余到这样一个城市，哪里还有好日子过？他人到了伯克利，对他的抗议也开始了。不仅有人到他的家门口抗议示威，更有一家反战组织，“伯克利和平与正义委员会（Berkeley’s Peace and Justice Commission）”给市议会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市议会给联邦法院发建议书，建议法院治余教授“战争罪”。这份议案还同时要求UC 伯克利法学院给学生提供选择，使反感或不喜欢这位教授的学生不用因为他的课是必修课而必须选。

2008年12月8日，是市议会对这份提案投票表决的日子。晚上，可以自由旁听的议会会议厅坐满了人。其中两个人还穿着橙色的狱囚装，以此提醒人们受虐囚犯所遭受的痛苦。我说过，伯克利是一个相当“左”、相当激进、相当“自由化”的城市。常常以天下大事为己任。一般城市的市议会也就讨论一下道路修建啦，噪音扰民啦这样的议题。可是在伯克利，市议会常常要为全球气候变化、国家战争、国际人权问题表态。至于“虐待战俘”这样的议题，公众的态度完全是一边倒。在“公众评论”时段，一长串的发言者依次走到麦克风前谴责余教授的行为，说他是“虐囚将军”，封他为“虐囚啦啦队长”，一位妇女称他是“反对宪法的内部敌人”。
旁听席上群情激愤，吵吵嚷嚷，以至于市长汤姆·贝茨先生三次中断会议。他对观众说，“如果再不安静下来我就把你们这些人都赶出去。”“谁能把那个（制造噪音的）女人弄出去？”“如果再闹一次我就宣布休会，我们就把所有这些提案全抛脑后。”很像我的中学班主任。

市议员也一边倒。有的说，余教授并不只是搬个肥皂箱子或者作了个演讲那么简单，他是在政府任公职期间写出的那些备忘录，所以不能受“学术自由”惯例的保护。有的说，他写的这份东西带来了“身体的破碎，精神的破碎，信任的破碎。”

最后，一位叫安德森（Anderson）的议员开始发言了。他声音哽咽，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整个晚上，观众第一次安静了片刻。安德森说，“我在越南战争期间曾经亲眼见到虐待战俘，我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对我来说那根本不是学术训练。”他受到了全体观众起立鼓掌致敬。

最后议会以全票通过了提案，即，向联邦法院发出建议书，要求判处余教授战争罪。

至于联邦法院会不会接受这个提议，那就是他们的事了。

学会“scandal”（丑闻）这个词还是去年3月纽约州州长埃利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因为招妓之事被曝光，被迫下台的时候。9个月之后，伊利诺伊州州长罗德·布拉戈耶维奇（Rod R. Blagojevich）又因为试图卖官，让我复习了一下这个词。一年之内，两个美国省级领导干部都因为“scandal”相继被掀下马，一个是作风问题，一个是腐败问题。一再证明，金钱美女，美女金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绊马索”。

颇有才略抱负的埃利奥特·斯皮策因为不检点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除了成全了一个妓女、让她的价码窜上了天、还签约出书拍电视剧外，再没甚价值，很是可惜；相比而言，倚仗着老丈人的政治影响力而平步青云的罗德·布拉戈耶维奇，小人得志，难以长久，终因欲意拍卖奥巴马当选总统空出来的参议员席位而遭弹劾。虽然毁了他自己的政治前途，毁了妻子家族的政治声誉，却成全了一张报纸——《芝加哥论坛报》。

在美国联邦检察官列举的布拉戈耶维奇的几条罪状里，就有一条：对《芝加哥论坛报》施压，以撤销州政府财政支持相威胁，要求报社解雇社论主笔和评论版编辑。

布拉格耶维奇曾经对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哈里斯说，“我们的建议是炒掉所有那些人，让我们得到一些社论的支持”。他的妻子帕特里霞·麦尔(Patricia Mell)也对于该报纸 “赞赏有加”。当她的丈夫谈论《论坛报》的时候，她在后面大吵大嚷：拦住那个小崽子，她说，××他们（粗口屏蔽）。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卡尔（David Carr）在引用她的话之后，说，这是（对报纸）最高的赞美，如果不算不敬的话。

伊利诺伊州首屈一指的大报《芝加哥论坛报》到底哪得罪了本州州长夫妇呢？

从该州长上台伊始，《论坛报》就对他怀有戒心，数次批评他，不断地提醒读者，本州州长的主要兴趣并不总是在公众的利益上。后来还发表调查性报道，曝光了房地产商人安东·瑞兹寇（Antoin Rezko）行贿、洗钱、欺骗、敲诈的事实。在这个人的政治关系网中，州长布拉戈耶维奇以及当选总统奥巴马都赫然在列。安东·瑞兹寇很快被司法调查，最终被判16项罪名成立。即使在卖官丑闻被曝光、布拉戈耶维奇拼死抵赖的时候，这张报纸依然不依不饶，继续披露他的妻子接受超过70万美金的房地产回扣的事实。

想想看，在自己的辖制之内，有这么一张总是盯着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不听调遣、我行我素，同时神通广大、受人拥戴的报纸，那不就是眼中钉、肉中刺嘛。州长布拉戈耶维奇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正当《芝加哥论坛报》的上级单位论坛公司努力要把所属的一个棒球场卖掉的当口，布拉戈耶维奇威胁说要撤销政府对这个球场的财政援助，这样就很难卖上好价钱，除非……

这话放在平时，顶多算《芝加哥论坛报》财大气粗，没把州长的威胁放在眼里。但是，如果加上一个特定的背景，就知道报纸能做到这一点，是多么难能可贵了：就在布拉戈耶维奇卖官丑闻公之于众的前一天，《芝加哥论坛报》所属的论坛公司，刚刚向法院递交了破产保护申请。论坛公司下辖《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23频道电视台等11家大型媒体，算美国数得着的传媒巨头，但却因130亿美元的负债而宣布破产。

在美国，媒体没有向政治屈服的传统。

马丁行为出格，谈吐却温文尔雅，甚至有些羞怯。这种奇异的反差使得他在一些人眼里充满魅力。在遭到一些人鄙夷唾弃的同时，他周围也很快聚集了一批崇拜者。越来越多的人在他的鼓动下开始考虑脱掉衣服。在1992年他组织的一次“裸体进场”（Naked--In）活动中，20多个人一起脱去了他们的衣服。一位跑来采访他的本地大学的中年教授，也在他的鼓动下脱去了衣服，而且是在伯克利阴冷的11月。他和马丁一起裸着身子在校园外的马路上走了个来回，激动得不得了，后来撰文称实现了对自己的超越和重新认识。

马丁很快就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但是当最初的地方新闻版报道过之后，娱乐媒体开始瞄上了他。标志事件是1992年11月，色情杂志、《花花公子》的姊妹杂志《花花小姐》（Playgirl）刊登了他的裸照。从这时候起，事情有了微妙的变化。娱乐杂志和报纸的娱乐版相中他，主要是看到了他裸身出现所具有的性意味。他们不断地暗示、强化甚至宣扬这种意味，迎合着观众的猎奇心理，明里暗里对观众进行性挑逗。虽然这并不是马丁的本意，但是他一再坚持的所谓“理想”，在大众娱乐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事实上，正如一位女权主义者诺米·沃尔夫（Naomi Wolf ）说的那样，他使自己在表面上变得比女人更孱弱。因此她忍不住要向他致敬，因为他使得女人成为不是最易受攻击的。

此后，他还上了蒙太尔·威廉姆斯（Montel Williams）和莫瑞·鲍威克（Maury Povich）主持的电视娱乐秀节目。《纽约时报》杂志后来写道，他在这些低俗的电视节目里主要就是“充当笑料”。但他仍然不屈不挠地和性狂热者以及色情明星一起坐在嘉宾席上，在主持人的调侃嘲笑中，耐心地，几乎是羞怯地解释他的初衷。

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伯克利容忍了他。虽然校园警察曾经逮捕过他，但是检察官却拒绝起诉他。因为“没有淫荡行为的裸体并不违法。”可是，当他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和“性”联系在一起，出现在大众媒体上时，伯克利开始不安起来。1992年12月，UC 伯克利出台了一项校园法规。这是一项只有一个段落的、专门针对他的一项法规：

“UC伯克利一直有着不拘礼仪和宽容的传统。但是也有必要强调，下流的或者有性骚扰嫌疑的举止，包括有伤风化的暴露和公共场合的裸体，在伯克利校园是不被允许的。”

签署这项校园法规的，是当时的伯克利校长田长林，第一位美国著名大学里的华人校长。据说，为了起草这项寥寥数字的校园法规，数位学校纪律委员会成员坐在一起讨论了一上午，字斟句酌。马丁随即被劝离加州大学伯克利。但他并没有离开伯克利。他开始到法院起诉，到市议会抗议，甚至一度取得了胜利：裸体出现在伯克利的公共场所不算违法。然而，当他裸体出席伯克利市议会的一次相关内容的听证会时，终于激怒了市议员。议会以6：3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不允许在伯克利市公共场合裸体出行的法规。

 “我只不过脱下了4盎司重的一片布，露出了一些我拥有的东西，每个人都知道我拥有它，半数的人口也都有它。而这却把一个普通的20岁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性骚扰罪犯。”他在一本从来没有发表过的书的手稿中抱怨着，也辩解着。（待续）

安德鲁·马丁（Andrew Martinez）身高188厘米，从照片上看，他有着古铜色的肌肤，肌肉结实，双腿修长。脸长得也蛮有魅力。他在高中时打橄榄球，后来还学过柔道。看来，敢于在众人面前裸身，首先得对自己的身体有自信。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脱去衣服是在他17岁时。那是在他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卡帕提诺（Cupertino）。不过事先，他还是穿戴整齐地挨家挨户问他的邻居，他们是否介意他这么做。之后，他走上9号高速公路， 什么衣服也没穿，只背了一个背包，举着一块牌子，写着“我出生时什么也没穿，你也是”。这块牌子大概可以理解为他的“裸身主义”的宣言。马丁力图表明，他这么做不是出于年轻人的瞎胡闹，更不是下流的暴露癖，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智行为。

他在车流滚滚的高速路边走了大约1英里半，遇到他的人，有人乐不可支，有人快步离开，有人径直走过来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还有人报了警。警察赶来，要求他穿上衣服。他从背包里找出衣服，顺从地穿上了。

那时他已经高中毕业，还有9天时间就要到UC伯克利报到。这一次裸身出游不过是他的一次小小预演。

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没多久，他很快就以一个简单明了的绰号出名了：裸小子（Naked Guy），虽然他更想让人们称他为“激进的裸体主义者”。他到哪去都不穿衣服，只穿一双拖鞋。他裸着吃饭，裸着参加聚会，裸着去上课。尽管如此，他还是试图体谅那些为他的裸体而尴尬的人，他随身带着一块印花大手绢，当感到有必要时就罩上自己。课堂上，在坐下之前，他会用一件长领T恤垫在座位上。

年长一些的人把他的行为认作大学新生的出风头、赚噱头，哗众邀宠。理解他的人却说，他是被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引领着，认定自己在实践一种严肃的、神圣的“事业”。人们在他背后窃窃私语，给他拍照，把他当成校园里的一个奇特景观。很多人专门等在他必经的路上，就为眼见为实。也有人径直跑来找他，带着钦佩、好奇、厌恶或者不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的，他为什么要裸露自己呢？为什么要让自己的性器官暴露在公众面前呢？为什么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呢？从他裸体出现在校园里开始，他就在不同场合对不同的人，不断地回答这些问题。

他说，他认为所有的衣服都是对人性的压迫，而他之所以脱掉衣服，就是为了让人们思考这些违反自然的习俗。在《奥克兰论坛报》（Oakland Tribune）的专栏里，他写道：“当我裸身时，我就是我所想的理所当然的那个样子，而不是中产阶级价值观告诉我应该扮演的那样。我拒绝隐藏我对常态的异议，即使那样很容易。”在另外一个集会场合，马丁对众人说，“我们的目的是想证明，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来界定自己。”

裸体行为天然具有的性意味也是他无法回避的。一次访谈中，提问者直截了当地问他，你是否觉得裸体者总是在想着“性”？或者只是有时候想？他回答说，其实传统的裸体主义者根本不认为“裸体”和“性”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在“性”这个议题上，裸体主义部落的人们比主流社会有着一样或者更强的压抑。但是我倾向于认为，裸体主义社会对于整个社会的“性”有一种解放的效果。他接着描述道，“你会接受身体皮肤和外界的直接接触，你会看着皮肤自己突破那些人为的ʻ性ʼ的隔阂。不可避免地，你会觉得这样很好。”（待续）

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UC Berkeley）不久，就听一位任教的华人老师十分八卦地说起十多年前校园里出现的“裸小子（ Naked Guy）”。据说那个家伙不分冬夏常年裸身，只穿一双拖鞋在校园里出没。裸着上课，裸着参加聚会，裸着去吃饭，裸着在草坪上闲坐。周围的人也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说到这里，这位老师两手一摊，说，这就是UC 伯克利，出现这样的妖蛾子也不奇怪。——不出才奇怪呢。

我懂他的意思。伯克利一向有着自由主义的传统，左倾、激进，“愿为天下先”，所以才成了1968年学生反战和民主运动的大本营。而学校也一向提倡“多样性（diversity）”和“兼容并包”，对极端的、出格的观念、行为常常出奇的宽容，所以校园里非常活跃，各路牛鬼蛇神都有机会在伯克利一展身姿。伯克利的老师学生也很为此自豪。

我感慨自己来得晚，没有机会见到这样的奇诞之人。但据我的经验，伯克利位居旧金山湾区东侧，常年温凉，早晚尤甚，舒适自然是舒适，但如果什么也不穿，未免有点冷。我很想知道，这个“裸小子”在伯克利多雨的冬天是不是也一样什么也不穿呢？于是有一天无事，在网上搜了一下。

这一搜，不禁吃了一惊：这个“裸小子”，已经在两年前在监狱里自杀了。

我本来只是想八卦一下，不期然看到了一个八卦故事的悲剧结局，不免唏嘘。以我的理解，所谓八卦就是佐餐的小噱头，说的人津津乐道，听的人一笑了之；不会影响食欲，更不会伤筋动骨。而这个名叫安德鲁·马丁（Andrew Martinez）的33岁男人，因为“殴打（battery）”和“使用致命武器攻击他人(assult with a deadly weapon)”而被捕。4个月后，在等待审判的单人监号里，他用塑料袋套在头上，又用床单扎住脖子，闷死了自己。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十年的精神分裂症病史。再在此前，他被伯克利开除。而这一切，都因为他曾经是一个“裸小子”。

残酷如斯，沉重如斯，哪里还有八卦的心情呢？

他的死，曾经又一次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就如同十多年前媒体发现他在校园里裸身出行时一样。不同的是，这一次他的名字出现在了严肃的大报上，而不再是娱乐小报和色情杂志，也不再是那些低俗的电视娱乐节目。直到他死后，媒体和公众才得知，他有着长达十年的精神分裂症病史。人们不约而同地联想到这样的问题：当年，当他裸体出现在校园里时，精神是健全的吗？那种特异的裸体行为是不是精神异常的表现呢？

而我的疑问一直是，如果伯克利不开除他，他还会得精神分裂症吗？为什么，倡导“文化多样性”、兼容性很强的伯克利、会容不下这个“裸小子”呢？ (待续)

（照片来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