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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27 幸福总是乏善可陈
有一次，我和Peter聊起文学，聊起各自喜欢的诗人、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我们都共同喜欢捷克的米兰·昆德拉，德国的黑塞，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还有英国的奥威尔，以及法国的好多作家，当然还有美国的。他说出的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名字常常让我吃力地想好久，才能在中文中找出对应的翻译，然后欣喜地发现原来就是我曾经读过和喜欢过的那个人。但是也有不一样的，他喜欢海涅，却从没读过雪莱；我喜欢《香水》，他却嗤之以鼻；他也很少读俄国作家，更不用说苏联作家的作品了。
然后我说，我从来没有读过瑞士作家的作品。瑞士最好的作家是谁呢？他有点为难地摆摆头，说了两个名字。我没听说过。我问，他们用什么语写作呢？“德语。”他们写作的题材呢？“爱情与自由，个体与社会之类的”。
我说，是不是因为瑞士人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没有好的作家呢？
Peter想了想，说也不是。法语区和意大利区的瑞士人母语和法国人意大利人是一样的。但是那两个国家都出现过很多伟大的作家。
我说，那就是因为国家太小。他说，捷克也不比瑞士大多少啊。
那是为什么呢？
Peter说，也许是因为我们太幸福了吧？
是谁说过那样一句话，历史乏味的民族是幸福的。这句话就是说瑞士呢。瑞士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皇帝。当欧洲大陆上遍布德皇、法皇、英女王、沙皇、奥皇、西班牙皇时，隐藏在阿尔卑斯山山谷里的这个弹丸小国已经是有1000多年历史的民主国家。一直实行联邦制，民主选举，地方自治。对外不结盟，永久中立。500多年没有遭受过外敌入侵，连横扫欧洲大陆的拿破仑、希特勒的军队也没有征服过瑞士。瑞士最近的一次战争发生在150多年前，一场由宗教教派引发的内战，战死了数百人。就这种规模的内战，也引得后来的学者皓首穷经地研究考据，发表论文，拿博士学位。我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研究这场内战的人比参加内战的人还多？而现在，工业化和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增加，更使得小国瑞士社会安定、人民富足，安居乐业，各得其所。
这样和平安静的环境，再加上天生理性、平和的民族性格，能出文学家吗？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吗？
然而，当幸福的瑞士人在阿尔卑斯山滑雪归来，在温暖舒适的房间里歇息下来，手里捧读的，却是那些描写血雨腥风、充满人间不幸的伟大作品。
这到底是谁的幸、谁的不幸呢？
无常常在刚刚说完无常，第二天就在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丢了件North Face的外衣。 衣服挂在不出两米的一个椅子上。不出十分钟，我一回头，发现衣服不见了。 让我对无常又多了几分敬畏。 警察来了。谆谆教诲了我半个小时。说的是今后的注意事项。 至于大衣，已经被无常穿在身上了。 即使我能认出那是我的衣服，我也没有勇气叫他还给我。 2009/3/24 无常
最近读到的两则死讯，都是女演员，都和跌跤有关，让人唏嘘不已。
一个是中国的年轻女演员潘星谊，在家里准备接电话时滑了一跤，跌倒时打碎了鱼缸，结果被破碎的玻璃割破动脉，出血过多，不治而亡。
另一个是美国百老汇的女演员娜塔莎·理查德森（Natasha Richardson），滑雪时，在初学者雪道上跌了一跤，爬起来继续滑。不久觉得头痛，继而昏迷，送到医院时，已经不治。医生分析，她跌跤时跌破了颅内血管，导致大出血。
跌跤，在生活中是最普通的一类事故了。而滑雪初学者跌跤，甚至不能算事故。就像没呛过水就学不会游泳一样，没摔过跤就学不会滑雪。而人们也总是说，从哪儿跌倒的，再从哪儿爬起来。
可是，这两个摔倒的女人却再也爬不起来了。看似微不足道的、其他人随时随地都在犯的小过失，却导致她们无法挽回的大过错，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多么残酷，多么不公平啊。
可是，没有谁站出来主持这个公道。没有谁能够挽回或者弥补这个过错。不论何种死亡，我们都那样无能为力。让这普通的事故忽然就蒙上了一层诡异无常的色彩。
无常，这个死神的影子，总是出现在人类最日常的行为中，最无防备的时刻，摸不到他的规律，找不到他的门路，看不到他的行踪，他无招胜有招，他防不胜防。
所以每一次他的出现，都会让人惊觉，哦，原来，死神，他一直在我们左右，不论你是否留意，他从未曾远去。
2009/3/21 传奇伊萨林（3）
麦克·墨菲和理查德·普莱斯两个人1961年第一次一起到伊萨林那天已经是晚上。那天夜里，麦克忽然被惊醒，发现一个年轻人闯进他的房间，用手电照着他，枪指着他的头，冲他喝道：见鬼的你到底是谁？来干什么？这个人就是洗浴场值守、24岁的亨特·汤普森（Hunter Thompson）。麦克和理查德看到这个人房间的窗户上有很多窟窿，那是他用枪扫射发泄愤怒的结果。 对美国新闻史有点了解的人对亨特·汤普森这个名字该不会陌生。此人60年代末自创了“刚左新闻学”(Gonzo journalism )，摒弃了新闻教科书中所有的金科玉律：真实，客观，准确，公正，转而以小说笔法，第一人称，主观介入，细节想象取而代之。彻底抹平了小说和新闻报道的界限。（是不是有点《知音》的意思？）我看网上有翻译成“荒诞新闻学”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这些都是后来的事，1961年的亨特还只是一名受雇于墨菲家族的温泉浴场看守，业余时间勤奋练笔的一个文学青年。他在这一年卖出了第一篇文章，结果这篇文章中提及的同性恋者在温泉度假村胡闹的事儿得罪了麦克·墨菲的祖母，也是这处地产的实际拥有者，他被解雇了。他离开西海岸到了东部，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作品，特别是1967年出版的《地狱天使》（Hell’s Angels），为他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此后，关于他酗酒、用迷幻药、滥用武器的八卦新闻和他发表的作品一起时时见诸报端。 2005年10月，68岁的亨特·汤普森饮弹自尽。根据遗嘱，由他的朋友，好莱坞影星约翰尼·德普（Johnny C. Depp）主持葬礼，把他的骨灰由大炮发射上天，扬散到高空，是为“炮葬”。约翰·尼德普曾经主演过由他的小说（或者报道）《恐惧拉斯维加斯》（Fear and Loathing in Las Vegas）改编的同名电影。大概只有这个一生狷狂、事事要与众不同的人，才会想到用一枪一炮把自己轰掉的主意。 亨特·汤姆森是一长串和伊萨林扯上关系的美国名人中的一个，却并不是第一个。早在50年代，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亨利·米勒就已经是伊萨林，——噢，那时还叫斯莱特温泉浴——的常客了。 1940年，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烧到了法国。旅居法国的亨利·米勒被迫回到美国。几年之后，他定居在大瑟尔。一些他的朋友和同道，多是画家、诗人、哲学家、小说家，也经常往来，有些也陆续移居到这里。那时候，亨利·米勒已经写出了自传三部曲《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黑色的春天》（Black Spring）和《南回归线》(Tropic of Capricorn)，但因为过于淫秽，一直在美国遭禁。直到二战末期，盟军解放了法国，很多美国大兵在巴黎书店里发现了他的作品，如获至宝，秘密带回美国。结果，他的名声日盛一日，逐渐有了大批的崇拜者。很多粉丝专程跑到大瑟尔，来见亨利·米勒。以亨利·米勒为号召，大瑟尔俨然成了一块放荡不羁的艺术家们聚居的“艺术特区”，一个西海岸的“格林威治村”。一位女记者用这样的标题来定义当时的情形：“新的性崇拜和性乱（The New Cult of Sex and Anarchy）”。 亨利米勒回应说，的确有某些性行为，但是没有崇拜，更没有混乱。 事实上，大瑟尔依然是一处安静的、美国乡村风格的所在。并没有一处艺术中心来汇聚来到这里的艺术家和学者们。所以一处小饭馆和伊萨林温泉浴就成了这些人常常聚会的地方。 亨利·米勒居住在大瑟尔期间，写出了《殉色三部曲》（The Rosy Crucifixion ）：《性爱之旅》、《情欲之网》、《春梦之结》（ Sexus, Plexus, and Nexus）和大量的散文、游记、文论。几乎每周两次，他步行到伊萨林温泉浴，和朋友或者家人一起泡温泉。到1961年，《北回归线》在美国终于得以公开发行，平装本一年之内卖了百万册，连精装本也卖了10万册，但美国好几个州的司法机关仍不允许此书出售。出版商被迫在那一年里连续打了60多场官司，平均每月达五六场。最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州法院的裁决，认定《北回归线》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淫秽作品。亨利·米勒赢得了在美国公开出版作品的自由。这场有历史意义诉讼的胜利，也成为美国“性解放运动”的先声。 亨利·米勒在大瑟尔居住了13年。他1961年离开。同一年，麦克·墨菲和理查德·普莱斯第一次来到大瑟尔，试图为他们的梦想寻找一块合适的土壤。 亨利米勒被称为美国“垮掉的一代”、性解放、反文化运动的祖师爷。他人虽然离开了大瑟尔，但他那种自甘边缘的、特立独行的、我行我素又自查内省的、总是从旁审视不肯入流的、同时也是放荡不羁的精神气质却长时间地滋养着这个地方。 麦克·莫菲和理查德·普莱斯选择这里建立伊萨林学院，算是选对地方了。 2009/3/19 传奇伊萨林（2）
2008年4月我第一次见到麦克·墨菲的时候，他已经78岁了。像很多这个年龄的老人一样，麦克·墨菲面部表情不多，但是脸色红润，目光明亮。握手时我能感到十分有力。他个子很高，身材挺拔。说话时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后来我才知道，麦克·墨菲曾是职业高尔夫球员，是北美和欧洲各大高尔夫俱乐部争相邀请的人物。当然并不是因为他的战绩有多么好，更主要是因为他写过一本有关高尔夫的小说《在高尔夫王国》（Golf In The Kingdom），被奉为体育小说的经典，发行上百万册，多次再版不说，还18次被好莱坞买去版权，几乎是年年筹拍，却一直搁浅。当然对作者来说在经济上是一件好事，本是一锤子的买卖变成了摇钱树，年年结果。 和斯坦贝克一样，麦克·墨菲也是医生爷爷接生到这个世界的。据说，当约翰·斯坦贝克写小说《伊甸园之东》（East of Eden）时，其中的主人公亚当的双胞胎儿子亚伦 (Aron) 和卡尔 (Cal) 就是以麦克和他的弟弟丹尼斯 (Dennis) 为原型的。小说中的亚伦和麦克一样，在斯坦福读大学，然后到印度去寻找灵魂。所不同的是，亚伦此后成为了一名牧师；而麦克却走上了一条“无教的宗教”之路（the religion of non religion）。 1950年，麦克进入斯坦福大学。传奇性的变化发生在他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此前他一直是一个根红苗正、品学兼优的阳光男孩，念医学预科pre-med，热爱运动，FWD兄弟会成员，还被选为美国“招贴画男孩”（poster boy for '50s America）。和他经常惹是生非、麻烦不断的弟弟不同，他一直是父母心中的“好”孩子。但是有一天，麦克去上课时，发现自己选的课被临时换到了别处，而教室让给了斯皮格尔伯格教授（Frederic Spiegelberg）关于比较宗教的讲座。他留了下来。此后多年，写伊萨林历史的人都会提起这个偶然的小差错，认为它最终导致了美国文化史上的一场重要文化运动（或者反文化运动）。那天，用一位传记作者的话说，那位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逃亡出来的比较文化学者、斯坦福校园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条理清晰地描绘了一幅引人入胜的东西方思想相交汇的画面”，把这个误打误撞坐进这个教室的20岁的年轻人吸引住了。他选修了这门课，并退出了医学预科，开始每天进行8个小时的冥想——一种源于印度的十分古老的修行方式。麦克的决定让他的父母十分吃惊和焦虑，他们甚至找来了一位心理医生和他见面。最后那位医生告诉麦克的父母，他很正常，只是想法与众不同罢了。 据麦克的传记作者说，1951年1月15日下午，正是日落时分，他又坐在拉古尼塔湖边冥想。那一刻，他忽然“悟”了。拥有了他称之为“体验（an experience）”的东西。“在我的生命里如果有一个“关键时刻”，那么就是这一刻了。坐在那里，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我知道我想把我的余生献给这些东西和所有它所蕴涵的。我只是还不知道怎么做。” 墨菲要做什么呢？他说过一段话，“内在的世界是我们最边缘的领地。我们都知道探索我们的外太空，但是人类对于这个惊人的内在疆域的了解却很不够。我们对于自己的局限一无所知。”——他想把自己的一生都用来探索这些局限。现在的问题就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探索，或者实验。 整个50年代，麦克·墨菲一直在尝试“怎么做”。毕业时，他拿到了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学位，之后又服役两年，在军队中对士兵进行心理测试，以识别那些伪装生病以逃避上前线的人。退伍后，他重回斯坦福继续深造。但一年后即退学，一个人跑到印度南部的Pondicherry一个静修处去修行。这个地方有位修行大师奥洛宾度（Aurobindo），在麦克来的前几年刚刚去世。这位大师认为，启发和扩大人类内心的潜能不能通过从现实世界“退隐”来实现，而要参与世界，参与的方式就是瑜伽和冥想。墨菲很欣赏他的哲学观。 他在这里修行了18个月。 第二个改变历史的小事件发生在他从印度回来后：他在恩师斯皮格尔伯格处遇到了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他们同龄，同年入斯坦福大学，却从未在学校时见过面。这一见，两人发现彼此的人生观哲学观竟如此相似，不禁惺惺相惜，顿生相见恨晚之心。 理查德·普莱斯出生于芝加哥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从斯坦福大学获得了心理学学位后到哈佛继续读书。之后他从哈佛退学，加入了美国空军，在空军的一家精神研究所供职。这期间，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在经过三年炼狱般的治疗后，终于得以逃离精神病院，回到加州旧金山。他和麦克·墨菲的相遇，最终缔造了伊萨林的传奇。 1961年，麦克·墨菲和理查德·普莱斯驾车来到大瑟尔（Big sur）那处墨菲家族产业，就是后来的伊萨林。墨菲和普莱斯决定要找个地方作为基地，来共同实现在两个人的脑子里转了多年的想法。他曾经写信给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就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的作者赫胥黎的孙子，写过《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的那位著名作家，这位赫胥黎曾经说，我们和2000多年钱的祖先在智力上没有什么不同。神经科学家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用的脑内神经超过10%。于是墨菲写信问他，怎么才能激发另外的90%？赫胥黎就向他介绍了两个自己的朋友，并建议他，应该设立一个学院，用来教育“不成熟的人类”。墨菲听从了他的建议。 墨菲和普莱斯只在1962年初见过赫胥黎一次。一年之后的1963年11月22日，赫胥黎就去世了。他去世这一天，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生前赫胥黎也只到过伊萨林一次，不过此后他的妻子劳拉·赫胥黎（Larura Huxley）成了伊萨林的老朋友。 1962年4月，麦克·墨菲和理查德·普莱斯共同创办了“伊萨林学院”，就在墨菲自己家族的产业上。他的祖母给了他很低的价钱，很长的租期。 2009/3/17 传奇伊萨林（1）
美国的一号公路(High way one)并不长，经过的却是北美大陆西海岸最美丽、也最曲折的一段。公路一面背山，一面临海，随山势高低起伏，随海岸线蜿蜒盘旋，在海岬和悬崖间兜兜转转。从旧金山出发，沿一号公路向南，经过好莱坞老影星、老导演伊斯特伍德当过市长的小城卡梅尔（CARMAL）不久，就进入一个叫“大瑟尔”（Big Sur）的地方。路边景致在森林、草场和海边悬崖之间来回变换。当看到两棵高大红木的枝干从路两边斜逸而出，几乎在半空相触、组成一道门的时候，离伊萨林（Esalen）就不远了。 伊萨林是什么呢？ 从地理上说，伊萨林堪称处在山与海之间的一片风水宝地。在临海的悬崖陡壁之上，在幽深的峡谷旁边，有一片狭长的开阔林地。若干处古朴的木房子依山而建，掩映在树影之中，林中的一片开阔地被开辟出来，种上了蔬菜，周围一年四季开满鲜花。一号公路的高架桥从溪谷的头顶横跨而过。早上，太阳从伊萨林背后的山中升起，晚上落入面前的海尽头。一处溪流从峡谷中婉转而下，在伊萨林形成一处小小的瀑布，然后汇入大海。这就是占地27英亩（10公顷）的伊萨林了，全称为“伊萨林学院”（Esalen Institute）。 到达伊萨林的第二天早上，我顺着陡峻的台阶沿峭壁下到海边，看到那条喧嚣的瀑布化为一条小溪，从嶙峋的礁石间汩汩流出，没走出几步就浸润到海水里，再也分不清。那天早上，我看到一个老人和两个年轻人，也许是爸爸和儿子女儿，也许是爸爸和女儿女婿，女儿手里怀抱着一个布袋子。他们走到小溪边，轮流亲吻了布袋子，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倒在了溪水里，注视着它顺着溪水流入大海。——那一定是亲人的骨灰了。 这个地方，是海水、溪水、地下温泉水三水汇合之处。早在伊萨林成立之前，这里的露天温泉浴场就已经小有名气。是很多城里人渡假的好去处。而它后来名声遐迩，部分是由于它始终如一的“裸体入浴”的规则，更因为它已经成为伊萨林所代表的“探索人类潜能”实验的组成部分。 这个地方，既是北美大陆的尽头，是名副其实的边缘，又是朝向东方之旅的起点，是距离东方最近的先遣地带。它既是头，又是尾，既是结束，又是开始；与这种地理上的奇异混合相呼应的，在心理上、文化上就有了东西方交汇融通的意味。到上个世纪60年代，在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古老的东方与现代的西方在这一边缘地带相遭遇、相碰撞，终于擦出了火花，遂兴起一场“个人成长运动”，也叫“人类潜能运动”(Potential Human Movement)，成为60年代美国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位于这一交汇地带的伊萨林学院，则是这一运动的发源地和大本营。 伊萨林有迹可循的历史并不长。这里本属于一个叫伊萨林的印地安土著部落，到19世纪，这个部落像西海岸很多的土著部落一样，在白人的“西部大开发”中不知所终，只留下一些原始风格的弓箭、雕塑，在旅游纪念品商店里装点风情。到1910年，一个叫亨利·墨菲(Henry Murphy)的爱尔兰移民看中了这里美丽的景致和地下温泉，从一个英国人手里买下了这片375英亩的土地。那时这里还不叫伊萨林，一号公路也还没有修建，墨菲先生还要驾着四轮马车走上三天才能到达这里。 这位亨利·墨菲先生在50英里外的小城塞利纳斯行医多年，颇有声望。他几乎接生了塞利纳斯城半数的人口，包括1902年为邻居斯坦贝克家接生的孩子，他也因此和斯坦贝克一家结成世交。后来，这个名叫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孩子成了一位小说家，写出了《愤怒的葡萄》、《人与鼠》，蜚声世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墨菲先生的理想是建一处欧洲风格的温泉度假村。买下位于大瑟尔的这处地产后的半个世纪，他和他的家族后人陆续在这里盖了一些房子，建成了一处温泉村对外经营。但是因为路途遥远，也因为二次大战，这处名为“斯莱特温泉”（slate’ s Hot Springs ）的度假村一直是有一搭没一搭地经营着。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第三代墨菲，一个刚刚在印度修行了18个月、在长辈眼中离经叛道的年轻人，麦克·墨菲 (Michael Murphy)，来到这里。 伊萨林的传奇就此开始了。 2009/3/14 Peter在抱怨（2）
圣诞节，Peter回瑞士探望父母，坐的是美联航( United )的飞机。结果飞机误点，到华盛顿中转时，直飞苏黎世的航班已经走了。只好改签。到苏黎世时比预计晚了好几个小时。更讨厌的是，人到了行李却没到。等了好半天也没到。 他就去找机场的人抱怨。苏黎世机场的人是这样回答他的：请您留下地址，明天我们会把行李送到您家里。并且，为了表达歉意，您可以在机场购物中心购买最多100瑞士法郎的商品，把收据寄回来，我们给您报销。Peter 就在机场商场里花了90多瑞士法郎买礼品，他一直发愁的给两个侄女的圣诞礼物，这下全有了。 回来他给我讲这个故事，把我给羡慕的。我咋就没他那样的好运气呢？ 圣诞期间我去南卡，在华盛顿中转，却因为南卡哥伦比亚大雾，航班取消，不得已在华盛顿找旅馆住了一个晚上。因为是“不可抗拒因素”导致的，还不给报销。回来时，航班延误四个多小时，又没赶上中转航班，还要改签。到了旧金山，本来就晚了，行李却迟迟不到。一个多小时也不到，直到第三天才送回来。而且，新规定，美国国内航班托运一件行李要花15块钱，飞机上也不再提供免费餐，要吃饭，9块钱一盒。 同是坐美联航的飞机，咋就没人对我说抱歉，咋就没人拿钱摆平我、却总是我自己拿钱摆平自己呢？ 可是Peter却说，不行，我还得抱怨。
我说你还抱怨啥呀，和我比，你应该知足了。“可是美联航公司并没有为我航班晚点的事道歉呀，”他说，“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不抱怨，他们就不知道改进，下次还会这样。”他说到做到，坐到电脑前就开始写抱怨信。
我心里用中文想，讨了便宜还卖乖哩。你抱怨有个啥用？下次该咋样还咋样。
过了没两天，美联航回信了，信里说，为了“表达歉意”，许给他300美元的购机票券，一年内有效。要知道，从旧金山到华盛顿，6个小时的航班，打个来回，也不过才260多块钱啊。 “我也要抱怨!”我脱口而出。 2009/3/12 Peter在抱怨（1）
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正在露台上吃午饭呢，天上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很近，很吵，半天飞不走。我们都忍不住放下筷子，站起身来观望。原来是一架红色的小直升机，在天上来回兜圈子，身后扯着一块硕大的横幅，上面画了一辆汽车，还看见Honda几个字母。原来是广告。本田Honda新出了一款车，报纸电视上不停地吹也就罢了，现在还吹到了天上。 第二个周末，这讨厌的小飞机又来了，还是扯着同样的大布兜圈子。Peter正在露台上看报纸，无处躲藏的嗡嗡声搞得他很恼火。他起身，回房间坐到电脑前，说，不行，我得抱怨。 英语里，抱怨和投诉是一个词，complain，甚至还有抗议的意思。我说，你也不知道谁家的飞机，怎么抱怨呢？
他说，我要抱怨本田公司。
好一会儿，他找到了本田公司在加州的总代理处网址。东翻西翻，最后在“技术问题反馈”一栏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填上了一封“抱怨信”。大意说，本田汽车因为实行环境友好的策略所以在美国享有良好的声誉；但是让直升飞机在天上做广告却制造了巨大的噪音，影响了安静的环境，对贵公司信誉有损。这不是一个好的推销汽车的方法。
信发出去之后，我底气不足地问，人家能收到吗？人家能理你吗？Peter肯定地说，能，如果他们重视自己的信誉的话。
他信心十足地打开，一看，是本田公司的广告单，推销的正是天上挂着的那款车。 2009/3/10 每天读报--这回轮到盐了（翻译）Throwing the Book At Salt 纽约时报2009年1月27日
去年10月，托马斯·弗雷登博士（Dr. Thomas R. Frieden ）邀请最著名的一些加工食品商家共进午餐。菜单上有煎三文鱼和绿色沙拉，但是主题却是盐。
在战胜吸烟、反式脂肪和卡路里、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弗雷德森博士，纽约市健康和精神卫生部的专员，发动了一场新战役，那就是，降低美国人食品当中盐的用量。 不用藏起你的盐罐子，市政府的目的并不是人们放在餐桌上或者厨房里的佐料。那只占了人们食用盐量的11%，弗雷登博士说。他的目的是加工食品和大规模生产的餐馆食品，这些食品贡献了普通美国人食品中80%的用盐量。 当那些食品公司的老总们吃完了午餐，弗雷德森博士提出了他的设想：未来5年内，确定向人们的餐饮提供最多用盐量的食物，然后将用盐水平降低25%；10年之内，再降低25%。所有的竞争对手都要同时采取行动。 如果拒绝？
“如果几年之内不能取得进展，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其他办法，比如制定法规。”他在上周的一次采访中说。
弗雷登博士曾两次展开营养战争，将“制止反式脂肪”和“在餐馆的菜单上标明卡路里含量”扩展成全国范围的运动。这意味着不久你就可以听到更多关于盐的消息，尽管你已经吃了很长时间。
“有件事情很恼人，那就是，在纽约市，他似乎总能做成任何事他想做的，而纽约市又似乎是世界其余部分的样板。” 纽约餐馆联合会的查理斯·亨特（Charles Hunt）说。他也是向弗雷登博士的食品政策叫板的老手。
第一，盐很难从食品供应中取消。而且它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关联还较少被理解。除此之外，食品工业方面说，他们已经开始考虑设立用盐水平，那本是弗雷德森博士的机会，但他却想让主要的食品和餐饮公司在同一时间里做同样的事。 降低盐的消费，同时停止吸烟，这是广泛的公共健康努力，可以对最多人群有最大影响的两个领域。弗雷登博士说。 计划的关键之处在于逐渐减少用盐的水平。理论是，如果盐消失得足够慢，消费者不会注意到。 索尼娅·安吉尔博士（Dr. Sonia Angell），“城市心血管健康”组织的主任，说，我们已经创建了一个实在实在很“咸”的社会。我们得改变它。 因为，其他“营养罪犯”最近已经得到更多的关注，盐和反对它的事件已经隐退到背景中。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心脏研究者同意，高血压是导致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一个主要因素。对一些人来说，但并非每个人，盐导致高血压。虽然药物能够治疗高血压，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获得治疗。并且，虽然医生们多年以来一直告诫人们注意用盐量，但是似乎并不起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弗雷登博士说，一场悄悄的、大规模的减少用盐水平的运动，也许更有效。“偷偷地健康”，他们愿意在部里这么称呼它。减少用盐量50%，那么每年15万美国人的生命可能被拯救。他说。这个计划效仿了英国的相同计划，其目标在于为某些食品种类设立盐的减少量。第一批嫌疑者包括起司，早餐麦片，面包，意大利通心粉和面条产品，蛋糕，调味品和汤。最终的用盐量目标将考虑产品中的用盐量，还有人们吃多少这一种类的食品而制定。 这个想法并不是要迫使小面包师或者高端的大厨师长减少用盐的自由，健康官员相信，是那些大公司可以在盐的问题上施加最大的影响。 如果他们降低5%，那么就比丹尼梅耶（Danny Meyer）降低50%还多。健康部的一位相关专员杰弗里·考利（Geoffrey Cowley）暗指纽约的餐厅老板。.虽然只拥有纽约市的司法裁判权，但是弗雷登博士已经在拟定“全国用盐减少倡议”的计划了，他得到了全国范围内6个其他健康部门和组织的支持，如“美国医学协会”。 为了把他的想法推广到纽约之外，弗雷登博士召集了一系列“盐谈”。第一个就是在去年10月晚些时候邀请一些公司如Unilever, PepsiCo and Goya 到 Gracie Mansion健康部去的时候。2月，他和他的健康部团队将要会见餐馆连锁店的领导人。 健康部的人认为那顿午餐获得了如此大的成功，以至于晚些时候他们喝酒庆祝。但是一些工业领导者却不这么看。一位不代表公司来谈论纽约健康部的食品加工业的执行官说：“我想说，到Gracie Mansion去的邀请并不太吸引人。那绝对有一种感觉，就是，别让我们羞辱你。（别给脸不要脸。）” 杂货制造商协会的科学政策、营养和健康副总裁罗伯特·厄尔（Robert Earl）说，他的成员更希望有一个全国范围的用盐战略，包括更宽泛的参与者，包括消费者和宣传组织。
还有其他问题。他说，让很多公司在同一时间做同样的事情可能有反托拉斯的暗示。并且需要更多的研究以理解什么是消费者想要的，以及减少用盐的复杂的健康含义。
联邦政府曾经争论用盐水平有好几十年了。1980年代，联邦饮食指南包括一项警告，反对过多盐量，不久，食品药品管理局又要求食品工业自觉自愿地在加工食品里减少用盐水平。 这没起作用。2000年，根据一项全国性的大型研究的最新数据，男人比1970年多消费了48%的盐，而女人多消费了69%。 这部分由于食物更咸了，不过也因为人们消费更多的卡路里。 麦克·杰寇博森（Michael Jacobson），科学服务公共利益中心的常务理事，也是一位高盐食品制造者的长期对手，变得非常沮丧，以至于2005年，他发表了一份报告，用了这样一个标题：“盐，被遗忘的杀手”。
联邦医学研究院有望于今年晚些时候发表一份关于盐的摄取量的综合研究，可能会影响国家饮食指导方针。
目前的指导方针建议人们每天吃不超过2300毫克的盐（尽管在食品标签上的用盐上限是2000卡路里饮食的用盐量是2400毫克）。那大概是一茶勺盐，也是一半的人实际的用盐量。那些有高血压倾向的人，比如非洲裔美国人和老人，被建议吃更少的盐。
食品工业，同样，在减少用盐量上倾注了新的能量。杂货制造商团体和全国餐馆协会最近各自召开了盐会议。两次集会都把寻找一条好的盐的替代品作为中心议题。
坦白地说，在食品工业中，很多年以来，这已经成为一个必杀技了。卡夫食品的资深副总裁托德·亚伯拉罕（Todd Abraham）说。
卡夫自己就已经花费2000万美元用于减少盐用量的研究，研究可以阻碍味觉感受的化学物和实验用酵母或者钾来作为盐的替代物。
减少像薯条中的用盐量说起来相对容易，但是那些薯条，当它们尝起来咸一点的时候，一般来说包含着比其他东西如松饼要少的盐。因为在加工的包装食品里，盐的角色并不仅仅是口味。它帮助面包发酵，帮助烤制食品褐变。盐在香肠和美国起司中帮助乳化配料，不使病原体接近。
即使如此，在同一种产品中，盐的水平还是可能有极大的差异。例如，“三木的选择”稠酱汁和“创机”沙司，就比“穆尔格林”有机沙司多大约一倍的盐。
在技术障碍之外，弗雷登博士还遭遇了来自科学领域的阻力。一些医学研究者质疑，当减肥和戒烟将要在国家的心脏健康问题上起更大作用的时候，大范围地减少用盐量是否是最好的花费公共健康资源的方式。
基因规定，不同的人对盐有不同的反应。一些人对高盐量更敏感；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低盐水平可能不利健康。
但是公共健康官员说，有一种强烈的一致意见认为，盐导致更高的心脏病和中风的发病率。
对这种一致意见，麦克·阿尔德曼（Dr. Michael Alderman）博士，美国高血压期刊的主编，认为应该做更多的临床研究。而且，他说，饮食管理规则的野性翅膀并不是总能起作用。
甚至，在人造黄油中的反式脂肪，也曾经被健康官员推广作为更健康的黄油。结果是，反式脂肪比饱和脂肪对心脏健康更有害。
饮食是一项非常不可靠的复杂事务。阿尔德曼博士说。 2009/3/6 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和西恩·潘（Sean Penn）(2)影片一开头，米尔克的画外音就说，我直到40岁，对政治还无知无觉。40岁那一年，米尔克从东部纽约搬到西部旧金山，在同性恋聚居的卡斯特罗街区租下一间店面，开了一家摄影器材店。几乎是从定居旧金山伊始，他似乎忽然觉醒、立志开始政治生涯。这是为什么呢？片中有个细节，当初来乍到的米尔克热情地和邻居握手、自我介绍之后，那邻居掏出手帕，擦了擦刚刚握过手的手。因为米尔克是个Gay man。那一年，是1972年。片中，一位女国会议员还在四处宣称，“如果同性恋是正常人，那么妓女小偷就都是模范公民了。”米尔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立志从政的。他所在的同性恋聚居地卡斯特罗街区对他的支持也给了他信心。他说他要让整个社会听到同性恋者的声音，看到他们的力量。 时隔37年，当我来到旧金山湾区时，这里已经被一位作者描述为“不分种族，不分性别”的所在，去年“同志骄傲大游行”的盛况让我印象深刻。同志恋人们举着“刚刚结婚”的牌子，幸福地向众人展示着。市长、警察局局长和一长列要人显贵悉数出动，行走在游行队列里。但是，从耻于和同性恋者握手，到今天成为同志们的麦加圣地，这期间，旧金山的同志们经历了几多绝望与希望、愤怒与欢乐，进行了几多反歧视反压迫的斗争，又付出了多少代价，哪里是我这样的后来者所能了解的呢？ 直到这部《米尔克Milk》。 在旧金山生活的最后7年时间，米尔克3次参加两年一度的市议会议员竞选，两次失利，第三次才终获成功。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以公开的同性恋者身份参选并当选的市政官员。得知获选的那天夜里，从不喝酒的米尔克尽情豪饮，和竞选伙伴们一起欢庆胜利。当电视台记者即兴采访他，问他获选意味着什么时，他说，他的获选并不单是要为同志的利益发声，而且要为这座城市所有人的正当利益代言。这是他的使命，他“不得不做”。 也许身为一名同性恋者，他更懂什么是歧视，什么是不公，所以比别人更有可能理解社会弱势人群、边缘人群，更愿意为他们的利益而奔走呼号。 从米尔克当选市议员到他被害，他在旧金山市政大楼里只工作了11个月。在这不足一年的时间里，他获得了一项足以引为骄傲的成就，那就是，在他的奔走呼号下，加州公民投票否决了一项“拒绝同性恋者在公立中小学里担任教师”的提案。电影里也用很长的篇幅来讲述这个事件。提出这一提案的州议会议员约翰·布雷格斯（John Briggs）给出的理由是：同性恋教师会对孩子的性取向产生影响，使得他们更容易成为同性恋者。“既然我们不允许妓女来教我们的孩子，我们也不应该允许同性恋者成为教师。”他说。 在和约翰·布雷格斯（John Briggs）的一次公开辩论中，米尔克反问道：我出生在异性恋家庭里，我的老师是异性恋，我生活的社区也是非同性恋社区，如果我的异性恋老师是我活的榜样，为什么我却最终成为一个同性恋者？
经过数月艰苦努力，这一提案最终没有获得通过。这是同性恋平权斗争在全美范围内普遍受到挫折的大背景下取得的难得的胜利。哈维·米尔克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高峰，成为同性恋平权斗争的标志人物。
但是这次胜利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支持这一提案的另一位市政议员丹·怀特因为议案被否决，愤而辞职，事先毫无征兆。但不久他又要求市长马斯克尼恢复他市政议员的职位。就在他得知市长准备驳回他的请求时，丹·怀特起了杀机。
他怀揣手枪，在提包里放上子弹夹，走进市长办公室，向马斯克尼连开数枪；又换好子弹，平静地离开，走到市政大楼的另一侧，米尔克的办公室，枪杀了他。电影里，西恩·潘扮演的米尔克在看到丹·怀特掏出手枪之时，本能地伸手去阻挡，结果第一颗子弹打在他的手上。
表面上看，米尔克死于同事的嫉妒，但是事实上因为他是一名同志。因为，杀害他和市长马斯克尼的凶手丹·怀特认为，一个同性恋者不应该和他平起平坐；一个同性恋者获得了胜利，就加倍地羞辱了他。这就是他起了杀心的原因。
丹·怀特在法庭上痛哭流涕，说他此前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冲动之下才开枪杀人。最后，法院判他8年牢狱。这一判决结果激怒了公众，引发大规模的抗议，数量警车被烧毁，市政厅门玻璃被砸。丹怀特在服刑5年半后出狱，回到旧金山。一年后自杀身亡。
市长马斯克尼是一位深受爱戴的谦谦君子；米尔克在同性恋人群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他们的被害，让人扼腕叹息。一位米尔克竞选阵营的伙伴、同性恋权益人士说，没有了米尔克，再也没有人为我们在市议会里说话了，再也没有人代表我们的声音了，再也没有人为你的权益而挺身战斗了。
他组织了一次悼念米尔克的烛光游行。那天晚上，他来到卡斯特罗街，在街角看到几十个人举着蜡烛在等待着。他想，难道只这几十个人吗？待他转过街角，他怔住了。在他眼前，成千上万的人擎着蜡烛，缓缓行进。千万点烛光在暗夜里向远处延伸，绵延不绝，绵延不绝。
就在我看过影片后的半个月，得知西恩潘因为这部电影再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潘成为继《蜘蛛女之吻》的威廉赫特、《费城》的汤姆汉克斯、《柯波帝：冷血告白》的菲利浦·西摩霍夫曼之后，又一位因为扮演同志而获得奥斯卡影帝的男演员。
他当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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