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旧文。

 

老早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更老早以前的抗战时期，占领区的日本人不仅在政治上压迫，在经济上剥削，还在文化上蔑视中国人，说中国人爱吃猪肉，所以像猪，好吃懒做，活该被奴役；而日本人爱吃鱼，所以像鱼一样一往无前。后来，一个中国老师激愤难平，在课堂上冒着被告密的危险对学生说，鱼虽然一往无前，别忘了，鱼还顾头不顾腚。

写这文章的就是坐在下面的一个学生。他由此受到了人生第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由此看来，“吃啥像啥”这套理论早已有之，不是什么新鲜东西。甚至不是中国人专有。　　　　

其实细琢磨，如果真能做到“吃啥像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形似，更要深得神髓。我以为，这本事不在吃者，而在被吃者。就算一个人的消化系统有本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能够从消化物里面提取出精神因子，并准确地输送到人的相应管理系统，那也得首先是在消化物里存在这种精神因子。比如，作为一头好吃懒做、贪图享乐、不讲卫生的猪，就得具备把自己的诸般精神气质凝结在自己的肉体中（肥肉、瘦肉、五花肉）的本领，并传染或遗传给自己的上级食物链：一个人或一只狼。——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神奇本领。

当然，一头猪不可能完成这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很多猪，前仆后继，同心同德，日积月累，与时俱进，最终通过食物链，将一个物种的精神特质镌刻在另一个物种的集体无意识中。

把精神凝结成物质，不经由外部世界的转化，我原来以为只有得道的高僧才能做到。据说，舍利子就是高僧们一生修炼凝结而成的。据说，修为越高的大师，圆寂后得到的舍利子就越多。

如果，如果，猪也能做到……

“吃啥像啥”比较注重精神层面的交流，啥与啥之间的关联充满玄机。而“吃啥补啥”就比较通俗，更好理解。

中国人好吃。对吃研究得也精深。食药同源。吃饭就等于吃药，吃饭就是在进补。寒热温平，虚实盈亏，四季应时，午时三刻，马虎不得。我估计也许正是因为这里面的学问太精深，所以才有了“吃啥补啥”这样通俗的总结。事物的发展总是这样，高深的学问一定要通俗化，通俗的事情却往往要学术化。于是，在“吃啥补啥”的通俗基础上，又有了“同形补”、“同位补”之学说。

比如核桃，看着像人脑，还分左右两半，所以补脑；木耳，不论白木耳还是黑木耳，看着像肺叶，所以补肺。一些杆状物，比如黄花菜，没说的，壮阳。最典型的是人参，长得像人，肯定补人，所以叫十全大补。——这就是“同形补”。

至于同位补，更好理解，就是常说的吃哪补哪。吃猪脑子补脑子，吃牛舌头补舌头；吃鸡脚鸭脚，长脚力；吃鞭，自然能壮阳了。有个老相声抖包袱，问，吃羊尾巴呢？

吃啥补啥与吃啥像啥，形神兼备，把动物、植物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悉数汲取，没有浪费。

当然，“吃啥补啥”和“吃啥像啥”两种理论之间还是有冲突的。比如，广东人是最懂得保养进补的，对“吃啥补啥“的同形补、同位补之说也深谙其道。可是，如果按照“吃啥像啥”的说法，那广东人的形象可能就受点影响：蝎心蛇胆，獐头鼠目，鸡脚鸭舌，猫鼻狗脸——基本上没人样了。

不过两种理论也有共通之处。吃啥补啥，吃哪补哪，吃啥像啥，都比较神秘。长得相似，就会产生某种内在联系，发生作用。至于怎么就由外及内地起作用，则语焉不详。世间万物的确是普遍联系的。但是对于物与物究竟怎么联系的，却各有看法。现代科学格物致知，凡事都要问个明白究竟，一定要揭示出因果关联。而吃啥补啥、吃啥像啥这类判断，却千万不能问“为什么”。为什么不能问为什么呢？因为问了为什么也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我们周围，有太多这样看似有理，实则不堪追问的各种说法，比如，“鸡猴不到头”——属鸡的和属猴的两口子注定过不下去；比如“耳大有福”；比如“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卖豆腐，五斗六斗绕街走”——说的是人手指上的簸纹。如果一定要追问到底，一定要揭开神秘的面纱，就会发现，面纱下面空洞无物，不过是尚未散尽的原始巫术的影子。

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篇文章，提到西方人爱吃牛肉，所以就有了一些牛的特征：“强健的身体、坚强的意志、好斗的性格，简直就是头牛嘛！”看到这我就乐了。感情日本人夸耀自己像鱼已经落伍了，现在时髦像牛了。而且这个时髦咱中国人还赶不上，因为那文章说“西方人吃了那么多年牛肉，可以说牛的基因已经深入他们的身体。（看来人家吃的不是一般的牛，是转基因牛。）国人现在再吃牛肉，等于比他们晚了好多年，会永远追不上人家。”

因为人家比我们富裕，比我们发达，捎带着，被吃的动物也跟着高大伟岸了起来。先是鱼，后是牛。猪啊，对不起你，因为我们自己懒惰无能，连累着你活着没有尊严，被人吃了还要受羞辱——唉，你死得冤啊。

 

 

昨天，Peter的一位叫凯蒂的同事和她的Partner（伴侣）来家里作客。凯蒂是一位华裔，身材娇小，江南女子的模样。说话声音柔柔的，语速很快，有时我听不懂。她的Partner凯瑞是美国人，个子很高，留很短的头发，像我们常说的“假小子”，但笑起来却十分害羞，也不怎么说话。这是一对同性恋人。

凯蒂刚刚从一所美国名牌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和Peter作同事。吃饭时闲聊，凯蒂讲起了她的家世。她出生在江苏，在她2岁的时候，她的父亲从中国大陆只身来美国留学。2年后，当她4岁时，也随母亲一起来美国和她的父亲团聚。她的父亲毕业后选择留下来。一家人就在旧金山湾区扎下了根。

凯蒂和凯瑞是高中同学，在一个球队打球时认识的。算起来，两个人相好已经8年，虽然她们现在也不过20多岁。

边吃边聊。到最后，我终于艰难地问出了绕在嘴边好久的问题：你父母对你们的关系能接受吗？我很想知道，一对从中国大陆来美留学的父母，怎么看待自己女儿是同性恋这件事。

果然，两个人一齐摇头。凯蒂说，最初，她的父母非常吃惊，非常伤心，根本拒绝见凯瑞。但是凯蒂很坚定，搬出了家，和凯瑞住在一起。后来两个人到市政厅领取了Partner的关系证明，就是无法律效力地承认同性婚姻的官方文件，还举行了婚礼。婚礼前，她对父母说，我很希望你们来参加我的婚礼。但是如果你们不来，婚礼也一样会举行。反正我这辈子就举行这么一次婚礼，你们看着办吧。

凯蒂的父母最终还是出席了她们的婚礼。也渐渐地接受了两个人的关系。在这期间，凯瑞的父母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很开通地接纳了凯蒂，还常常打电话给凯蒂的父母，邀请他们相聚。

一年前，凯蒂因为要完成毕业实验，和凯瑞一起去了中国，顺便回江苏探望了自己的祖父母和一大堆的亲戚。这也是凯瑞第一次去中国，印象深刻。两个人玩得很开心。

我问她们，你对老家的亲戚公开了你们的关系吗？她们又一齐摇头：不可能，不可能。

一边听她们的故事，我一边在想着凯蒂的父母。从凯蒂的年龄推算，她的父亲应该属于改革开放后第一波出国留学热中的一个。先是她父亲一个人出来，留下妻子和2岁的孩子在国内；举目无亲，没有钱，语言也不行；两年后，又想尽办法把妻子女儿接出来。慢慢地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站住了脚。期间一定有为旁人所不能了解的辛酸和困苦。但是在旁人眼里，他们是成功的。20多年的打拼，拼来了较好的工作，较好的住房，一定的社会地位。孩子被送进了美国一流的大学。这不就是一般人向往的成功的海外移民生活吗？

然而，当他们的女儿第一次把恋人领回家时，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女孩。这时，他们会不会对自己所谓的成功人生产生幻灭感？

这完全不在他们的想像之内，也不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之内。虽然旧金山号称同性恋人的麦加圣地，走在街上，既搞不清是男是女，也搞不清他们喜欢男还是女。但是当这一切真的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时，中国父母又该怎么面对呢？

如果不出国，情况会改变吗？我是说，凯蒂还会是一个同性恋者吗？如果同性恋真的是由基因决定的，她留在国内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写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这是一个多么好的纪录片题材啊。

我想起赵文瑄演的那部李安电影《喜宴》。李安已经涉足了中国保守的传统与美国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只是电影里面的两代人并没有直接的对撞，而只是晚辈对长辈一味地瞒，扭曲着自己的欲望，而对中国的“家”传统表达着无条件的尊重。如今，像凯蒂这样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二代移民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更自我，更自信，父母一辈的观念，已经约束不了他们了。他们自己的故事，也该登场了。

 

 

居住在密歇根州的凯瑟琳·蕾妮·奎尔斯（ Qualls）和住在华盛顿州的迪安·谢弗（Shafer）本来互不认识，但是，两个人的命运线却因为56年前的一个偶然的差错而交织在一起。56年前的5月3号，她们同一天出生在密歇根州一家叫Pioneer Memorial Hospital（先驱者纪念医院）的小医院里，洗完澡后，阴差阳错，两个小婴儿被护士抱给了对方的母亲。

56年中，她们在对方的家庭中各自长大，结婚生子，如今都已经为人祖母，双方的父母也都已去世。就在前不久，从一个不久于人世的、未被透露姓名的知情老太太口中，两个人知道了实情。她们一起去做了DNA，证实老人所言不谬。

 “原来我的人生不属于我自己。”得知真相后，迪安伤感地说。

这起事故的“肇事者”先驱者纪念医院得知此事后已经进行道歉，并表示愿意承担DNA检测的费用，但凯瑟琳和迪安都拒绝了。她们表示虽然感到震惊，但两家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事情也已过了56年，她们不愿再去想这件事情。

5月3日，她们一起开了庆生会。

迪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都会更积极地朝前看。你不能回头，那一切都让人觉得疯狂。”

这件事先是被地方报纸报道，很快，两家人就被蜂拥而至的媒体记者包围了。他们还将飞到纽约，作客ABC的“早安美国”节目。

前几年，我所在的栏目好像也报道过抱错孩子的事情。而且还是连环错。细节我有点记不起清了，就上网搜了搜，原来是2002年发生在吉林通化的案子。当年还上了《实话实说》。至今好像还有一家孩子错着。《8个孩子抱错仨， 通化串子案立案索赔380万》。一位叫钟雪灵的记者跟踪采访一年半，写出了系列报道。文字和采访都很扎实。

上网搜时，我惊奇地发现，这样的事情还真多：

 

2006年10月，19年前抱错孩子 两家庭演绎人间真情却难掩气愤

2007年7月，孩子被抱错21年 两家向医院索赔百万

2008年1月，医院疏忽导致两家抱错孩子 16年后获赔30万

2008年8月，抱错孩子14年，家庭联盟难解亲疏之痛 索赔精神损失费90万元

2008-11，抱错7年后孩子重认爹娘 两对夫妇将医院告上法庭

 

这几桩案子有个共同特点，也是和发生在美国相似事件的不同之处，就是当事人全部都告上法庭，要求医院赔偿。

在这样的事件里，很多失去的东西是钱无法补偿的。我想，也许只是当事人不知道还能用什么办法抒解内心的郁愤和哀伤。

我没权利说中国人计较，就知道打官司要钱。说这话太没良心。我想也许美国的错子案毕竟过去的时间太久，两个人已经走过了人生大半，人生已经定了型，并且两个人的生活水准没有多大的落差。而中国的案例最久的不过21年，人生才刚刚展开，就忽然发现，从根上就长错了。将心比心地想一下，那种血缘的纽带被撕裂的疼痛感，实在是可以对人生产生幻灭感的。

你说，这样的时候，是知道真相好呢，还是将错就错下去呢？那个将死的老太太，如果把这一秘密带到天国，又能怎样呢？

 

 

我问瑞士公民Peter，你是一个爱国主义者（patriot）吗？

他说，我不是。

我说，那为什么瑞士足球队赢了的时候你欢呼雀跃，输了的时候你就垂头丧气呢？为什么你总夸耀你们瑞士的军刀巧克力呢？为什么你还带着瑞士手表呢？为什么别人说你是德国人你就不高兴呢？

他想了想，就改口道：Culturally I am； Politically I am not。

翻译过来就是，文化意义上我是爱国者；政治意义上我不是。

再翻译一下就是，我爱瑞士的土地、人民、文化，但我不爱瑞士的政府、议会、外交官。

 

 

 

新闻学院的Finefrock教授在他的课上曾说过，在美国，每一桩杀人案，都会在媒体上披露。我当时不信：那该多影响社会稳定啊，让外国人以为这里暴力横行、每天都有人死于非命、人人自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特意又问了一遍，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杀人凶手都能被抓到，也并不是每一个凶手都能被《纽约时报》这样的严肃大报报道。所以，当该报在一版在两周内登载了两个凶手（嫌疑人）的照片，我就猜测，这后面一定有不寻常的故事。

第一张照片，是一个叫菲利普·马可夫（Phillip Markoff）的波士顿年轻人，22岁，金发，面孔英俊，个子很高，比站他旁边的看守高出一头还多；他出身富裕家庭，热爱运动，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医学院毕业，正在和未婚妻筹划婚礼，连婚礼蛋糕都订好了。一切看上去都很完满，顺心如意，锦绣前程正在眼前展开。

而检察官的起诉书中却认为，“马可夫先生是这样一个男人，他想通过伤害女人而获得好处，他殴打她们，抢劫她们”。4月初，他通过网络分别预约了两名按摩女郎，到他预订的高档旅馆房间为他服务。然后，用绳子捆绑了她们，洗劫了她们。其中一个女子不甘被劫，进行反抗，被他连击三枪，不治而亡。

这两种描述反差太大，很难整合到一个人身上。这也是这桩案子被媒体广泛报道、引起广泛讨论的原因。要么，他是无辜的，被冤枉的；要么，在他光鲜的外表下，包藏着一颗阴暗的心。他的律师和未婚妻坚持前者；而警察掌握的证据倾向于后者。

每个人都会问，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要拿自己远大的前程来冒险？

有一个现成的答案，虽然他的律师并不认可：他沉迷赌博。就在被害人死后两天，马可夫在一家赌场赢走了5300美金。他是在和未婚妻去另一家赌场的路上，被警察逮捕的。在他身上发现了1000美元现金。

第二张照片，应该说是一系列照片，是一个叫小约翰·托马斯（John F Thomas Jr.）的男子，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2009年，半个世纪里在警察局留下的不同年龄的照片。如今他72岁。他这一生，不到20岁开始结缘监狱，进去又出来，出来又进去，在狱中前后度过了二十多年，涉及抢劫、强奸、非法持有枪支等十数项罪名。他曾被海军开除；被枪击过两次，其中一次是警察为制止他正在实施的强奸而向他开枪。他结了5次婚，有多少儿女恐怕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从正常人的角度看，这已经是一个失败的、失控的、乱糟糟的人生。雪上加霜的是，最近，在一次例行的对曾经的强奸犯提取DNA的检查中，洛杉矶的警官惊讶地发现，他的DNA数据，和上世纪70、80年代闻名一时的西洛杉矶系列强奸杀人案相关。他很有可能是那一时期将近30起至今未破的凶杀案的主犯。果真如此，他将因为杀人数量第一而名留洛杉矶地方史。

看着这几张照片上他日渐变老的脸，我想，这就是一张魔鬼的脸啊。这就是一个人渣儿啊。

有人习惯于从社会层面去挖掘犯罪的根源，比如他12岁就父母双亡；比如他成长的年代，黑人还在遭受种族歧视；比如他可能有精神隐疾得不到治疗。但是，但是，这些可以是促成犯罪的因素，却不是他犯罪的理由。

那么，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不知道。

他来到这是世界上，仿佛就是为了带来罪恶、恐怖、黑暗、和死亡。从他身上看不到一点正面的、积极的、阳光的、有价值的、善的踪影。他是从地狱来的吗？

虽然，杀一个人和杀很多人，都是一样的，手上都已经沾满了血，都已经迈过了那条人与恶魔的界限，再也回不来了。但是，又是不太一样的。从第一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人性中的弱点，就可能导致铤而走险，把一个阳光的大男孩变成杀人凶手。可见做人、做个好人多不容易，多凶险啊。

而这个连环杀人强奸犯的人生，已经超出了我对人性的理解，我已经得不出什么结论了。

 

前两天，和Peter因为起名字的事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争论，持续了好几天，至今没有尘埃落定。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北京一个22岁女孩，有个罕见的名字，叫Ma Cheng。不要以为是马诚，或者马骋，如果这么简单就吵不起来了。她叫“马（马马马）”，好吧，我承认，我电脑里的Google拼音和微软拼音都打不出这个字，这也是她的名字惹麻烦的原因。描述一下，顺便长点学问：这是由三个马字一并排组成的一个字，念cheng，二声，战马奔腾驰骋的意思。是她那爱钻故纸堆的祖父，不知从哪本古字典里找到的，很像某位古人生造出来的一个会意字。

我虽然不喜欢生僻的名字，好像故意难为人似的，但也没觉得大逆不道：起什么名字是人家家长的权利。当然，我周围偶尔也能遇到名字生僻的人，刚开始比较尴尬，念不出来，但认识了之后也会觉得印象深刻。这也是女孩祖父给她起这个名时的初衷。在中国，有1700万人姓马，是第13个大姓。把几万个汉字全部用上，也还是会有很多重名的。在这么普通的姓后面，选这样一个别致的古字当名字，不仅不会重名，还会让人过目不忘、印象深刻，“一马当先”。

但是，她的名字别致得过了头。当她去更换第二代身份证的时候，被告知，字库里没有这个字，想要身份证，就得改名字。问题是，如果她真的改了名字，那她的护照上的原名字是不是也要改呢？她用原名的毕业证、学位证会不会被人当作是假的呢？况且，你字库里没有这个字，那是你的问题，凭什么让我改名字？

这就是《纽约时报》上一篇报道的内容。该报把它放在一版上，很有分量的样子。看完之后，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看，在中国，本该为公民服务的政府部门，因为自己不方便，就要公民改名字。

我以为Peter看完之后会和我得出相同的结论。没想到，他却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在瑞士，父母的确是不能随便给小孩起名字的。如果政府官员认定，父母给孩子起的名字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不利影响，就会拒绝给孩子登记。

他举例说，几年前，一对瑞士父母准备给刚出生的孩子起一种当地威士忌酒的名字，叫什么来着，结果被拒绝，官员认为，孩子顶着这样的名字，成长中可能会遭到别人的耻笑，他会因此承受痛苦。这对父母坚持用这个名字，双方僵持不下，只好到法庭解决问题。结果，法院支持了政府官员的观点。

我大为惊讶，在瑞士这样号称有着数千年民主自治传统的国度，政府竟然还会对公民给孩子起名字这样天经地义的私权利强加干涉。

“不对，起名字不是你的私权利，因为孩子不是你的私有财产。”Peter不同意。他解释说，就如同家长打孩子是违法的一样，警察也会上门制止的。

我退一步说，好，就算政府有权拒绝对孩子成长不利的名字，但是，凭什么来认定哪个名字对孩子有利，哪个不利呢？叫威士忌不可以，叫白兰地是不是就可以呢？谁说了算呢？

Peter说，如果家长和政府官员意见不同，那就上法院好了。

“可法官又如何界定呢？”我继续抬杠。

Peter把肩一耸，又一耸，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传统。在文化和传统的语境下，总有一个共同接受的底线。那就是法官判断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很多移民进入瑞士，很多对本地人来说古怪、难读的外国名字也渐渐被接受了。但是二战之后，想给孩子起名叫“希特勒”，却是不可以的。

这太不好接受了。照这样说，很多中国孩子叫狗剩子、二狗子、三胖子什么的，都该被禁止了？那，那位叫“刘昌富”的，顶着这个名字得遭多少窃笑，他的名字能够被登记，是不是应该算官员渎职了呢？还有，叫于丹就没问题，可我以前的一个同学，叫“纪丹”，常被人谐音“鸡蛋”，是不是被允许呢？至于那些叫“李宏志”的无辜同志，又该如何呢？

Peter无可奈何地说，他不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有自己的历史传承，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比如，中国的姓很少，百家姓也不过400多个；全靠名字来彼此区分。起名字是家长的一大任务，孩子的名字也是考研家长智慧、表达家长的希望的机会；不像在基督教国家，姓什么，五花八门，（竟然还有姓“垃圾Garbage”的，照我看，这倒是该禁），名字却只有那么几百个，多是从圣经上来的，家长一般就是挑一个现成的给孩子就行了。想想看，单单叫Peter的人，不就海去了。

《纽约时报》上的那篇文章也说，中国的前100个姓，涵盖了85%的人口；而美国却有70000个姓氏，涵盖了90%的人口。美国的人口还只是中国的1/5。

所以，Peter认为，马小姐名字这事，其实就是文化差异的问题。这篇文章把这件事上升到人权的高度，未免小题大作，政府应该对名字登记加以管理。

以往，我和Peter辩论，多是我在维护中国利益，而他站在反对的立场上；这次可好，他反而站在中国政府一边，我倒成了反对派。

过了几天，6号一大早，Peter就得意洋洋地举着报纸冲我说，“Big News，Big News”，我当出什么大事了，原来，《纽约时报》上又登一篇文章，说德国高等法院刚刚审理了一桩名字官司，拒绝了一位母亲想把自己的孩子叫做“Frieda Rosemarie Thalheim-Kunz-Hallstein”的企图，认为这个名字没意义，无法拼读，难以记忆。并就此规定，给孩子起名字，不能超过三串字符。

看着Peter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情。我恨恨地想，可惜我已经没有再给孩子起名字的机会，不然，我倒真想给孩子起个古怪名字，看看究竟是谁，能管我姓甚名谁?

 

 

 

有一次，不知怎么聊起葡萄酒。Peter对我说，在瑞士苏黎世的家中，他还存着两瓶上好的葡萄酒。上个世纪70年代买的，存了30多年。今天如果拿到市场上，能卖1000多美金。

我兴奋地打断他说，真的啊？太好了，那咱卖了它吧。

Peter登时晕倒在地。

我其实也不是那么财迷心窍，只是觉得自己的葡萄酒品味，根本抵不上那1000美金。家里平时买的10美金一瓶的酒，我就已经觉得挺好的了。给我喝1000美金一瓶的，我的味蕾根本分辨不出其间100倍的差距。纯粹是浪费了，还不如合俩钱儿值当。

“合俩钱儿”，是18年前流行在我周围的一个词。那时我刚毕业，在一家地方报纸当记者。外出采访、尤其是参加记者招待会时，常常碰到一位当地电视台的同行。我一时忘了那人姓什么。每次，参加酒会或者被塞给装潢漂亮的礼物时，他就嘟嘟囔囔地抱怨：吃啥吃，合俩钱儿得了。啥礼不礼的，合俩钱儿得了。后来他就理所当然地得了个外号，叫“合俩钱儿”。

我虽然没他那么赤裸裸地只要钱不要品味，但是也因品味不高而常怀负疚之感。比如，阳mm初来美国时，给我带了一小罐茶叶作礼物。阳mm是著名的Tea Lover。到美国来时，别的都可以不带，却背了三把茶壶，分别用来泡绿茶、红茶和普洱茶。其中一把紫砂壶，据她说是真货，价值千金。她还背了个茶案子来，用来筛茶。这样一位茶品极高的大师，出手的礼物自然极有讲究。她花了好几分钟时间给我讲这茶叶的品类、产地、出产时间、转到她手中的来历，以证明她很拿我当朋友。我受宠若惊地接过茶罐，摩挲了半天，又递了回去，诚恳地说，你还是别给我了，这好的茶给了我，那就是“明珠暗投”啊。茶叶若是有知，也会抱怨遇人不淑的。

见我说得恳切，阳M也就没客气，收回了茶叶。——懂茶的人是见不得好茶被糟蹋的。

你看，我虽然品味不行，但还算朴实，不焚琴煮鹤，也不暴殄天物。不像有的人，本来和我一样，平常人家出身，平常品味，忽然挣了点钱，忽然当了个小官，然后，就觉得自己品味高了，整点燕窝鱼翅什么的。其实，那不就是糟蹋东西嘛。

后来，我受邀参加了一回只有女人参加的葡萄酒品酒会。在一个人家里举行。女主人撵走了丈夫，好招待品酒女士。这是一个定期举行的聚会，但那天来的人不多，算上我这个新来者也只有5个人。5个女人神情肃穆地围坐在一起，每人面前一个玻璃水杯，一个高脚杯。三瓶高矮不同、颜色、包装各异的葡萄酒放在餐桌正中。一个大水杯和一个敞口大水罐挨在旁边。桌子上还有一本书，号称“品酒圣经”。像真正的读经会一样，先轮流一人读一段，然后，品酒才真正开始。先在水杯里倒点凉水，缓缓地喝下去，清清口。之后，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高脚杯里倒了一点酒。把酒杯端到鼻子下面，用手向鼻子方向扇扇，嗅一嗅味；再摇摇，看杯壁上缓缓下滑的酒痕。我牢牢记着Peter教给我的，只用手指捏着杯子的细脚部分，装得很懂规矩的样子，细细地抿了一小口。然后在心里数数，看那酒味能在舌间停留几秒。

之后，把剩下的酒倒进敞口的水罐里，再用清水漱口，斟上第二瓶酒。

开始时一切都好，我如初进贾府的黛玉一样，凡事先看人家怎么做，然后照猫画虎，有模学样。可是后来就露了馅。因为后面有一项是根据自己的喜好给三瓶酒排座次。我沉吟了半天，给一个蓝色细高瓶子的酒打了第一。结果，它是三瓶酒里最便宜的，7美元99分，两瓶醋的价钱。

尴尬之际，我还顺手把高脚杯打破了，桌子上顿时一片狼藉。

几个人都笑着问，我为什么选这瓶酒为第一。我斟酌了一下，说，It tastes special. 它的味道比较特别。

其实我只是觉得它的瓶子比较特别，至于味道，我觉得7块99的那瓶和24块99的那瓶，都差不多。

 

猪流感刚来，《纽约时报》就发了这一篇关于吃红肉（猪、牛、羊）会给健康带来损害的文章。看似不经意，实则经意。

4月27日《纽约时报》健康版

Paying a Price for Loving Red Meat

爱吃肉就要付代价

There was a time when red meat was a luxury for ordinary Americans, or was at least something special: cooking a roast for Sunday dinner, ordering a steak at a restaurant. Not anymore. Meat consumption has more than doub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st 50 years. Skip to next paragraph

有一个时期，吃红肉（指猪、牛、羊肉）对普通美国人来说还很奢侈，或者说至少是很特别的：为周日晚餐准备烤肉；在餐馆里点一份牛排，也就这些，没有更多的了。但是在过去50年里美国的肉类消费翻了一番还多。

Now a new study of more than 500,000 Americans has provided the best evidence yet that our affinity for red meat has exacted a hefty price on our health and limited our longevity.

现在，一项有50多万美国人参加的新研究项目，提供了最好的证据，证明对红肉的偏爱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健康代价，并限制了我们的寿命。

The study found that,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the men and women who consumed the most red and processed meat were likely to die sooner, especially from one of our two leading killers, heart disease and cancer, than people who consumed much smaller amounts of these foods.

这项研究发现，在其他情况等同的条件下，消费红肉和加工肉类食品最多的男人和女人，比那些吃肉少得多的人更容易早死，尤其可能死于两个主要杀手中的一个：心脏病和癌症。

Results of the decade-long study were published in the March 23 issue of The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The study, directed by Rashmi Sinha, a nutritional epidemiologist at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involved 322,263 men and 223,390 women ages 50 to 71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AARP Diet and Health Study. Each participant completed detailed questionnaires about diet and other habits and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smoking, exercise, alcohol consumption, education, use of supplements, weight and family history of cancer.

这项历时10年的研究结果，发表在3月23号的《内科医学档案期刊》（The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上。这项研究由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的营养流行病学家拉什米·辛哈（Rashmi Sinha）领导，涵盖了参加国家健康研究所“AARP（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美国退休者协会）饮食与健康研究项目”的322263名男性和223390女性，年龄从50岁到71岁。每位参加者都填写了一份详细的问卷，涉及饮食和其他生活习惯及特征，包括吸烟、锻炼、饮酒、受教育情况、补充剂使用（如维生素C等）、体重和家族癌症史等等。

Determining Risk

明确的风险

During the decade, 47,976 men and 23,276 women died, and the researchers kept track of the timing and reasons for each death. Red meat consumption ranged from a low of less than an ounce a day, on average, to a high of four ounces a day, and processed meat consumption ranged from at most once a week to an average of one and a half ounces a day.

过去10年间，47976名男性和23276名女性死亡，研究者们对每一起死亡的时间和死因都进行了跟踪。界定了他们红肉消费的范围，从每天少于一盎司（一盎司约等于28克，50克等于一两）的低水平，到平均水平，到每天高于4盎司的高水平，以及加工肉类食品的消费范围，从最多的一周一次，到每天1.5盎司的平均水平。

The increase in mortality risk tied to the higher levels of meat consumption was described as “modest,” ranging from about 20 percent to nearly 40 percent. But the number of excess deaths that could be attributed to high meat consumption is quite large given the size of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与较高水平的肉类消费相关联的死亡率风险的增加，被描述为“适中的”，范围在20%左右到接近40%。但是由于高肉类消费导致的超死亡数量在现有的美国人口规模中却相当大。

（很拗口，再翻译一下：多吃肉导致的死亡率并不算高，也就20%到40%。但是一旦乘以美国的人口基数，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

Extrapolated to all Americans in the age group studied, the new findings suggest that over the course of a decade, the deaths of one million men and perhaps half a million women could be prevented just by eating less red and processed meats, according to estimates prepared by Dr. Barry Popkin, who wrote an editorial accompanying the report.

这项新研究指出，由此推算所有这一年龄段的美国人，10年时间内，只要少吃红肉和加工肉类食品，就可以避免100万男人和50万女人的死亡。柏瑞·波普金博士（Dr. Barry Popkin）在提交评估报告的同时还写了一份评论。这一数据就来自这份评论的估计。

To prevent premature deaths related to red and processed meats, Dr. Popkin suggested in an interview that people should eat a hamburger only once or twice a week instead of every day, a small steak once a week instead of every other day, and a hot dog every month and a half instead of once a week.

为预防与红肉以及加工肉类食品相关的过早死亡，波普金博士在接受采访时建议，人们应该每周、或每两周吃一次汉堡包，而不是每天吃一次；每周吃一次小份牛排，而不是每两天吃一次；每一个半月吃一次热狗，而不是一周吃一次。

In place of red meat, nonvegetarians might consider poultry and fish. In the study, the largest consumers of “white” meat from poultry and fish had a slight survival advantage. Likewise, those who ate the most fruits and vegetables also tended to live longer.

为了替代红肉，非素食者可以考虑禽肉和鱼。研究中，吃家禽和鱼肉这样的“白肉”最多的消费者，有一个微小的幸存优势（真别扭）。同样的，那些吃最多水果和蔬菜的人也倾向于活得更长。

Anyone who worries about global well-being has yet another reason to consume less red meat. Dr. Popkin, an epidemi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said that a reduced dependence on livestock for food could help to save the planet from the ravaging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global warming and the depletion of potable water.

任何一个关心全球福祉的人也有另外一个理由减少红肉消费。北卡罗莱纳大学的流行病学家波普金博士说，减少对牲畜产品的依赖能够帮助减少环境污染带来的破坏，帮助改善全球变暖和饮用水损耗，拯救我们的星球。

“In the United States,” Dr. Popkin wrote, “livestock production accounts for 55 percent of the erosion process, 37 percent of pesticides applied, 50 percent of antibiotics consumed, and a third of total discharge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to surface water.”

波普金博士写道：“在美国，牲畜产品导致了55%的土壤侵蚀，50%的抗生素消费，和1/3水体表面的氮磷排放。”

Finding a Culprit

发现一个罪犯（揪出这个罪犯）

A question that arises from observational studies like this one is whether meat is in fact a hazard or whether other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meat-eating are the real culprits in raising death rates. The subjects in the study who ate the most red meat had other less-than-healthful habits. They were more likely to smoke, weigh more for their height, and consume more calories and more total fat and saturated fat. They also ate less fruits, vegetables and fiber; took fewer vitamin supplements; and were less physically active.

这次观察研究也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吃肉真的很危险吗？或者，是否其他和吃肉者有关的因素才是真正的导致死亡率上升的凶手？那些吃最多肉类的研究对象，也有其他的不利健康的习惯。他们更可能吸烟，超重，消费更多卡路里、全脂肪和饱和脂肪。他们也吃较少的水果，蔬菜和纤维；摄取较少的维生素，较少身体运动。

But in analyzing mortality data in relation to meat consumption, the cancer institute researchers carefully controlled for all these and many other factors that could influence death rates. The study data have not yet been analyzed to determine what, if any, life-saving benefits might come from eating more protein from vegetable sources like beans or a completely vegetarian diet.

但是在对与肉类消费相关的死亡率数据分析中，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已经精心地控制了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很多能够影响死亡率的因素。研究数据还没有来得及加以分析，以确定，究竟是什么，使得吃更多来自豆类或全素饮食的蛋白质对生命健康有好处。

The results mirror those of several other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that have linked a high-meat diet to life-threatening health problems. The earliest studies highlight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aturated fats in red meats to higher blood levels of artery-damaging cholesterol and subsequent heart disease, which prompted many people to eat leaner meats and more skinless poultry and fish. Along with other dietary changes, like consuming less dairy fat, this resulted in a nationwide drop in average serum cholesterol levels and contributed to a reduction in coronary death rates.

研究结果也印证了近年来的其他几项关于高肉饮食和影响生命健康之间关联的研究。最早的研究突出强调红肉中的饱和脂肪、和血液中能够损害动脉的较高胆固醇水平、以及随之而来的心脏病之间的关系，结果促使很多人开始吃瘦肉和吃更多去皮的家禽和鱼肉。除了如消费更少的牛奶脂肪等其他饮食改变外，这个结果使得全国范围内平均血清胆固醇水平下降，并降低了冠心病的死亡率。

Elevated blood pressure, another coronary risk factor, has also been shown to be associated with eating more red and processed meat, Dr. Sinha and colleagues reported.

高血压，另一个冠心病的风险因素，也被发现和吃更多的红肉和加工肉类食品有关，根据辛哈博士和同事们的报告。

Poultry and fish contain less saturated fat than red meat, and fish contains omega-3 fatty acids that have been linked in several large studies to heart benefits. For example, men who consume two servings of fatty fish a week were found to have a 50 percent lower risk of cardiac deaths, and in the Nurses’ Health Study of 84,688 women, those who ate fish and foods rich in omega-3 fatty acids at least once a week cut their coronary risk by more than 20 percent.

和红肉相比，家禽肉和鱼肉含有较少的饱和脂肪，而且鱼肉还含有Ω3脂肪酸，在几项大型研究中都发现这种脂肪酸对心脏有好处。例如，研究发现，一周吃两次多脂肪鱼肉的男人，死于心脏病的风险比平均水平低50%。参加“护士健康研究”的84688名女性中，那些一周至少吃一次鱼肉或者富含Ω3脂肪酸食物的人，可以减少超过20%的冠心病风险。

Ties to Cancer

和癌症相关

Choosing protein from sources other than meat has also been linked to lower rates of cancer. When meat is cooked, especially grilled or broiled at high temperatures, carcinogens can form on the surface of the meat. And processed meats like sausages, salami and bologna usually contain nitrosamines, although there are products now available that are free of these carcinogens.

选择除肉类以外的来源以获取蛋白质，也被证实和较低的癌症发病率相关联。当肉食被烹饪的时候，特别是经过高温烧烤的时候，可以在肉的表面形成致癌物。加工肉类食品，像香肠、意大利腊肠和大腊肠，通常含有亚硝胺，虽然现在有不含这些致癌物的产品可供选择。

Data from one million participants in the European P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Into Cancer and Nutrition trial found that those who ate the least fish had a 40 percent greater risk of developing colon cancer than those who ate more than 1.75 ounces of fish a day. Likewise, while a diet high in red meat was linked to an increased risk of prostate cancer in the large Selenium and Vitamin E Cancer Prevention Trial, among the 35,534 men in the study, those who consumed at least three servings of fish a week had half the risk of advanced prostate cancer compared with men who rarely ate fish.

 “欧洲人癌症与营养远景调查”研究项目对100万参与者的调查数据显示，那些吃最少鱼肉的人比那些每天吃1.75盎司鱼肉的人患结肠癌的风险高40%，同时，“硒与维生素E的癌症预防实验”大型研究项目发现，高红肉摄取量的饮食和前列腺癌风险增加相关。研究中的35534名男性中，那些一周至少吃三次鱼的人，比那些很少吃鱼的人，患晚期前列腺癌的风险少一半。

Another study, which randomly assigned more than 19,500 women to a low-fat diet, found after eight years a 40 percent reduced risk of ovarian cancer among them, when compared with 29,000 women who ate their regular diets.

在另一项研究中，随机分配19500多名女性食用低脂饮食， 8年之后发现，和29000名吃正常饮食的妇女相比，她们中卵巢癌的风险减少了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