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去瑞士，一个重头戏，就是召集Peter的朋友亲戚，开了一次大Party，作为我们延续一年有余、辗转半个地球的婚礼的收场。地点选在一处风景绝佳的山谷半坡上，在一幢古老的木房子宾馆里，离苏黎世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Party 的大部分准备都是Peter做的。我的任务只有一个，作一个10分钟的Presentation，题目是“我所认识的瑞士男人”，用英语，听众有40人。Peter说，你总得说点什么，让大家认识一下吧？

地球人都知道，我这人最怕站在众人面前讲话，我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看得见我，我看不见他们。我往前面一站，心就会“忽悠”一下，热血上涌，心跳加快，面红耳赤，张口结舌，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语无伦次，结束之后懊恼不已。但是自从有了PPT，情况好多了。众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屏幕上，我重新成了幕后解说，也就没有那么紧张了。所以我酷爱PPT，非让Peter请朋友从苏黎世带一台幻灯机到Party现场，不然我就拒绝讲。

题目是我自己定的。其实我总共也就认识那么7、8个有名有姓的瑞士男人，大都是Peter的老朋友，还有比他大一岁的哥哥。除了马上就要过90大寿的Peter的父亲，这些瑞士男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50岁白人男性”——所谓西方社会掌握社会权力的主流人群。我当然不想纵论一番权力分配这样的大话题，只是想添加一点小花絮而已。

灯暗下来，屏幕上闪过一串我认识或不认识的瑞士男人照片。我心情平静，感觉良好。我说，我的中国朋友，尤其是女生，常常问我，瑞士男人什么样？是啊，瑞士男人和中国男人、美国男人比，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件，我说，我发现，瑞士男人酷爱Hiking。我看见下面听众点头称是。其实，何止男人，瑞士全民热爱Hiking。汉斯在准备向薇拉求婚前，特意安排两个人到Sirra Nevada去Hiking，以考察这个法国女人是否喜欢Hiking。如果不喜欢，那就属于志不同道不合，婚事很可能就告吹了。结果那一次他们迷了路，弹尽粮绝，还遇见了狼。但是回来后很快结了婚。

第二件，全世界只剩下瑞士男人还在用手绢。我按Peter事先嘱咐的那样，问下面的人，我说的没错吧？把你们的手绢亮出来看看。果然，在座的男士纷纷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来。只有斯蒂芬不用手绢。Peter向我解释说，没办法，谁让他娶了一个意大利女人。言外之意，意大利女人把他带坏了。

第三件，瑞士男人只用elmex。在场的人又是一阵哦啊，表示赞同。elmex是一种牙膏的品牌。像瑞士手表、军刀一样，是瑞士人引以为骄傲的“瑞士制造”。但是名气比军刀手表差远了，只有瑞士人认这个牌子。我每有机会，一定验证一下，的确，从没有发现有瑞士人用别的品牌牙膏的，虽然超市里的牙膏也是琳琅满目。Peter在美国生活8年，日常生活基本上美国化了，只有牙膏，还用“国货”，每年从瑞士带几管elmex。他说这不算什么，他认识一个在南美生活了30多年的瑞士人，30多年一直坚持从瑞士带elmex，说他根本无法想像用别的牙膏刷牙。我问，这种牙膏有什么好处？Peter说，刷完牙不用漱口。我将信将疑。虽然现在也改用elmex，但从来没有试过。

还有一点，毫不新鲜，那就是“守时”。这其实也是全民共性，不能单算到瑞士男人身上。我问，到底是因为瑞士人守时，所以才造出那么准确的表呢，还是因为手表准确，所以瑞士人守时呢？

最后一点，屏幕上定格着Peter的光头照。我说，这最后一点其实根本不言而喻，那就是瑞士男人很帅。这倒也不是恭维。Peter的这几位朋友，算上Peter自己，虽然都不再年轻，但是年轻时的帅气依稀可辨，年过半百仍然非常优雅，魅力十足。我一直琢磨着把王蓉介绍给还没有结婚的克瑞斯。而且，有意思的是，好几位已婚瑞士男人，娶的都是外国女人，法国的，意大利的，俄罗斯的，德国的，还有中国的。而这些女人，几乎都曾经结过婚，带着前夫的孩子，有的还带着两个。当然这些我没有当众说，只是私下里和Peter探讨过。我问他，你为什么不介意我曾经结过婚这件事？他很困惑地反问我，我为什么应该介意呢？

演讲结束了，掌声“经久不息”。

第二天，站在大门口一一送别了朋友，Peter长出了一口气，对我说，婚礼终于操办完了。我马上接：下面我们该考虑结婚周年庆的事宜了。Peter登时晕倒在地。

 

 

我崇拜地望着Peter，其实一句没听懂。他说的是德语。另一位是斯蒂芬。斯蒂芬身后是一个玩偶，别当真。

 

 

情况说明 

 

我于2009年9月26日带女儿到瑞士旅行。10月6日入住苏黎世近郊一个叫“Ueldegon”的小镇的亲戚家里。10月8日早上，女主人在附近的林子里采了一些蘑菇。她是俄罗斯人，称这种蘑菇她在俄罗斯时就经常食用，非常好吃。于是我在早餐和午餐时都吃了一些。果然好吃。

到了下午2点多，肠胃开始不舒服。开始还以为是晕车导致的，喝了点热茶，没在意。但肠胃越来越难受，终于在下午6点多呕吐了起来，并一发不可收拾，两三个小时内呕吐了7、8次，到后来吐的都是黄绿色的胆汁。同时开始腹泻，几乎每隔20分钟就要去一次厕所。

折腾到11点多，精疲力尽，疲惫不堪，终于睡了。可凌晨4点多，开始阵发性肠胃痉挛，疼痛难忍，又起来继续呕吐、腹泻。熬到5点半，情况不见好转，家人连忙开车把我送到最近的一家小医院，入住急诊观察室。

医生给我开了1000毫升生理盐水，加了止吐剂和解痉挛药，验了血、便。打点滴时，因为脱水，血管全都瘪了，护士找不到地方下针，扎了好几次才成。

我吃的蘑菇天亮以后也被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做检查。结果认为这种蘑菇不是神经性毒蘑，不会造成死亡或脏器永久性损伤；但是仍有一定毒性，会导致肠胃不良反应。反应程度因人而异。

家里的男主人也感到肠胃不适，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吃晚饭。到晚上9点时，他也开始呕吐，腹泻。但呕过泻过也就睡了，并没有去医院。第二天就好了。其它吃了蘑菇的人都没什么问题，包括我的女儿。

我在急诊室打点滴到11点。期间睡了一觉，醒来感觉好多了，痉挛也停止了。医生建议我回家观察，24小时之内如有不适再来复查。

回家后，我没有吃午饭，又睡了一觉。起来后，感觉除了虚弱，没有别的不适。于是吃了晚饭。

以上就是我发病及治疗的经过。

 

 

×××

2009年10月12日

 

 

就这一下，花费486瑞朗，将近3000元人民币。我当时还担心，我这从网上买的保险，连个代理人都没有，万一它不认，说我这不在保单范围，我可就没辙了。结果回来电话一打过去，人家没啥二话，立马给了我一个理赔号码，让我去交单据材料。我找到西单金融街的平安大厦，把材料递上去，对方也没什么二话，只是告诉我需要三周左右翻译和核实的时间，让我等电话。就在昨天，平安公司又来电话，和我核对钱数，说已经基本办妥，就按照我付费当天的银行汇率折算钱款，过两天就会把钱打到我的银行卡里。我预想的难缠的情形，根本没有出现，不禁有点刮目相看。以前对保险公司劝你投保时信誓旦旦、出事理赔时立马撂脸子的印象也有所改变。所以在这里记上一笔，有广告嫌疑，在所难免。

 

我们到野风谷的时候是下午，太阳晒得暖洋洋的。即使是教堂所在的村中心，也难得看到人，非常安静。四周山坡的草坪上传来牛铃声，越发显得空阔静寂。

可是第三天早上，教堂方向传来很大的嘈杂声。人声、车声夹杂着牛哞，好像非常热闹。我揣上相机，催着Poncho和Peter出门，三个人奔声音而去。路上人来人往，完全不见了昨日的清净，很多当地人穿着鲜艳的传统服装，头上带着花，和我们奔向同一个方向。小路上牛屎斑斑，空气里弥漫着牛粪散发的腐臭气味。

终于到了。在教堂前面不远，有一块很大的草坪。放眼望去，妈呀，全是牛啊。

更确切地说，全是母牛。因为大多数牛的后腿下都夹着一坨饱涨的奶子，圆圆滚滚，青筋凸起，坠着四个胶皮管似的长圆奶头。她们耳朵上钉着黄色标签，编着号，都拴在栅栏上，分隔成数行。粗略估计，怎么也有两三百头。这些牛多是棕黄色，只是毛色有深有浅。有的头上有弯弯的角，有的只剩下硬硬的两块角骨。拴绳太短，够不到地上的草，很多站累了想躺下的牛几经腾挪也不得，只得无奈地哞哞叫，鼻涕、哈喇子搞得满脸都是。

牛我不是没见过。可一下子看见这么多牛，还真是头一次。我兴奋地摸摸这个，拍拍那个，绕着栅栏走来走去，举着相机照个不停。

Peter这工夫已经打听好了，回来告诉我，这是野风谷一年一度的Cattle Show，每一户养牛的人家，都会把自家的牛挑出最好的几头，洗刷得干干净净，带到这里展览、评比。到下午，评比结果就会揭晓。

我问，这些牛卖吗？“不卖。”

只是带来展览？“只是展览。”

我又问，得冠军的牛会有奖励吗？Peter答不上来，又跑去问。回来告诉我，有奖励。冠军牛会像奥运会冠军得金牌一样得一个牛铃铛。

哦？就这？没有奖金？

“没有。”

我心里嘀咕，那有啥意思？在中国，从来都是“啥啥搭台，经贸唱戏，”醉翁之意根本就不在酒。像这，又不交易，又没奖金，搞这么大排场，图个啥呢？

Peter说，Cattle Show是村子里一年中最重要、最热闹的节日。这个我能看出来。小孩子们，不论男孩女孩，都穿着传统的节日盛装，打扮得漂漂亮亮，在牛群中跑来跑去；大人们则聚在临时摆出来的几排长条凳上，喝茶聊天，挤挤挨挨，脸上变换着丰富的表情。一些年轻男子，穿着脏脏的工作服，在牛群里忙碌，给这个紧紧缰绳，给那个扫扫屁股上的残粪，踢一脚卧在地上的牛，让她们站好；几个女人，一手端着写版，一手揪过牛耳朵上的黄标签挨个登记；还有几个人，穿着绿色的马甲，什么也不干，在栅栏间走来走去，时时停下来，扳过牛头，或者蹲下身来，看上一看。

这几个人大概就是评委了。下午就将由他们决定冠军牛归属。

我转了一圈，发现有一排都是小牛犊。有十几头，拴在场地最边缘。我一眼就喜欢上了靠边的一头小牛犊，光滑干净的浅色皮毛，无辜稚气的眼神，十分惹人怜爱。一个小姑娘搂着她，亲昵地把脸贴在她的背上。我用英语问小姑娘，是你们家的小牛吗？她点点头。我又问，她叫什么名字啊？女孩告诉我，叫“Slopy”。我说，我认为她是整个展览中最美丽的小牛。小姑娘腼腆地笑着，同意我给她们照相。

我这边和小姑娘搭着话，没留意旁边有一个人一直跟着我。这个穿一身黑装，挎着相机的年轻女孩凑上来，用英语对我说，你是从中国来吗？我说是啊。我从北京来。她说，我曾经在中国学习过。西安，一年。她这样一说，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两个人就聊了起来。我问，你学的中文还记得吗？她说，你好。然后耸耸肩，用英语说，忘得也差不多了。她告诉我，她回瑞士之后本来想找一份和中国有关的工作，用得上中文的，但是没能如愿。只好回到家乡，在本地报纸找到一份当记者的工作。这次就是来采访母牛秀的。正说着，Peter也凑了上来。他就和这个女生用瑞士德语聊了起来。我见插不上什么话，就又去照相。

Poncho见我照个没完，很不耐烦。喝止我道，别照了。人家牛烦不烦啊？如果换成你，头被人拴着不能动，你愿意人家对着你的屁股和奶子照个没完吗？

嗯，懂得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换位思考，这是好事；但是把她妈和奶牛相置换，好像有点那个。我反唇相讥道：我只是给牛屁股拍拍照片而已，我又不吃牛肉，我又不喝牛奶。总比某些人好像对牛很有同情心，可见了牛肉就流口水的强。她气得无话可说，一转身跑了。

其实说是“母牛秀”也不太确切。在草场的一角，我还是发现了两头公牛。开始时还不知道是公牛，只是一打眼就觉得，这牛面相怎么这么凶？根本没有我一路看过来的那种温顺无辜的眼神。向身下一望，OK，找到原因了。这两头公牛的待遇也比其他的母牛高：鼻子上套了一圈鼻环。其中一个年龄大一点，老公牛，全身红褐色，非常躁动，呼呼地喘着粗气，口鼻周围全是沫子。这也难怪，可怜的老家伙，身后全是年轻貌美的异性，呻吟声此伏彼起，他却被人拴着鼻子，连头都不能回，看都看不到一眼。能不着急嘛。

我问Peter，这么多母牛，只有这两头公牛？Peter说差不多吧。我同情地望着两个家伙，自言自语道，那不得累坏了？Peter肩一耸，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说，真遗憾，他们恐怕一辈子都没机会亲近母牛呢。

我大吃一惊。这公牛不就是种牛吗？不亲近母牛，怎么播种呢？

“Artificial”。

“瑞士也这样做？”Peter点点头。“自家散养的也这样做？”Peter又点点头。

我曾经读过一些文章，揭露在一些大型现代化集中养牛场里，牛们过着的悲惨生活。母牛全部人工授精，生下的牛犊，是公的就杀掉，卖血卖骨卖皮；母的就养起来，到18个月就再人工授精。一辈子没吃过绿草，一辈子没见过异性，却不停地怀孕生子。生了孩子，却连见都见不到，很快就被分开。为了保证奶量，就大量地注射激素；为了防止集中饲养可能导致的传染病，就大量地注射抗生素。很多动物福利组织对此大加声讨。

瑞士据说有着世界上最严格的法律保护动物权利。这里的牛，每一头都有自己的名字；夏天散养在外，只有晚上才回家挤奶睡觉；冬天则集中在牛舍圈养。法律甚至规定，冬天圈养的牛，每天必须有超过一小时的放风时间。

可即使如此，即使如此，公牛母牛恋爱交配的权利，仍是奢侈。这头老公牛，他幸运地没有被杀掉，幸运地没有被阉掉，繁衍了子孙无数，可却一辈子没有亲近过异性，他的存在价值只是贡献精液,一辈子靠手解决问题。这到底是幸还是不幸？

到了下午，该是评比揭晓的时候了。我们赶紧又回到中心草场。在绿草坪旁边的一块水泥空地上，铺上了很多干草。5头牛被人牵着，绕着圈子在走。无疑，这些都是获得提名的选手。长条凳上，密密地坐着很多人，等着结果出炉。两个评委，其中一个握着话筒，一边看牛走秀，一边唠唠叨叨地和观众说着什么。我让Peter翻译，他说都是技术问题，最好的牛曲线应该是什么样，腿该什么样，肌肉该如何，巴拉巴拉。一会儿，5头牛只剩下了3头。原来和超女一样，是晋级赛。最后，中间的那一头被宣布胜出。

我跟着鼓掌，以为冠军选出来了。谁知马上又有5头牛被拉进了场。原来，选秀也是分项目的。刚才评选的是“最佳处女牛”，就是已经长成但还没有生育过的母牛；马上要进行的是“最佳阿德（udder）牛”，就是长着最漂亮奶子的母牛。5头牛晃着后腿间的大奶子，一个跟一个地绕着场子走。最后屁股冲着观众站定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们的两腿之间……妈的，怎么这么下流啊。

我看好的、奶子最大的那头牛最终没能得冠军。Peter翻译评委的话说，最好的阿德，不止是大，还要形正，还要高，我估计换成人，就是挺拔的意思。我一边给那两个评委拍照片，一边心里想，这两个狗男人，大概看女人和看母牛，用的都是一种眼光吧？

最终，一个朴实的小伙子牵的牛，获得了全能冠军。宣布的一刹那，他的脸“腾”一下子红了，嘴马上咧了开来，使劲和他的牛贴脸。周围的人都拥上去和他握手祝贺。他的牛被披上了一条白色的冠军带。可是带子太短，怎么也扣不拢，风一吹就跑，只好作罢。

第二天，Peter一早就出门，说去买牛奶。回来进门就冲我说，你上报了，你上报了。原来昨天那个小记者把我们一家都写在了报道里。文字上面，是一幅不小的照片，我正隔着栅栏夸奖那头小牛Slopy。

作为媒体中人，我知道这种年年都搞的项目稿件会一年比一年难写。所以我也不奇怪那个小记者会选择外国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个秀展。我只是奇怪，为什么是我？难道我和孩子是唯一的老外？Peter说，嗯，至少是唯一的亚洲面孔。

这么说，这种秀，也不是为了招揽旅游者喽？

“恐怕不是”。

那是为什么呢？我这中国人的脑子，一时还真转不过弯来。

 

 

 

 

瑞士的牛还是双眼皮呢。

 

这是装饰铃铛，不是奖品。

 

男女老少，都穿上了传统节日服装。

 

戴鼻环的老公牛。身后千娇百媚，他听得到却看不到，急死个牛。

 

母牛秀一角。

 

母牛秀有羊什么事？她们是来凑热闹的，和我一样。

 

Slopy和她的小主人.

 

Slopy有着长长的眼睫毛。

 

 

Slopy很喜欢给她挠痒痒。

 

这个小帅哥穿的就是传统的节日服装。有个名字的，但我不记得了。

  

高山牛角。

 

她一哞，鼻涕、哈喇子就弄得哪都是。

 

放眼望去，全是牛（腚）啊。

 

处女牛秀。

 

 

最后这个小伙子的处女牛得了冠军。（最后，这个小伙子得了处女牛冠军。）

 

正演出呢，这牛，她当众、随地、大、小便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这在牛的两腿之间。

 

 

猜猜看，谁是阿德冠军？

 

我让Peter问他，能给您照张像吗？他就摆出了这个pose.

 

这两个穿绿马甲的人，一直盯着牛屁股看。

 

牛面桃花相映红？

 

全能冠军是他（她）。

 

 

  

说实话，我两次去瑞士，除了在苏黎世转转之外，只短暂地访问过乏善可陈的伯尔尼，其他那些著名的城市，日内瓦，洛桑，达沃斯，根本没机会去。尤其是卢瑟恩（也有翻译成琉森的），据说风景美得不可思议，十分神往。可Peter却皱着鼻子说，那是旅游团去的地方，我想你一定不感兴趣。唉，他这么一说，我也不好意思感兴趣了。

果然，到瑞士的第4天，Peter带我和Poncho去了一处旅游团到不了的地方。在瑞士和德国、列支敦士登三国交界处，有一个山谷，叫（什么来着，等我查查），属于阿尔卑斯山脉的一部分。沿着这个山谷，两边分布着大小不等的村庄、小镇。在山谷的尽头，最后一个小镇，叫Wildhus。英语就是Wild house，中文直译叫“野房子”。我自作主张地翻译成“野风谷”。因为Peter讲，这个地方，每到8月，会有一股热风，由于地形的关系，沉在山谷里，进退不得。很多遭遇热风的人会患头痛。当地人管这股风叫“野风”。所以我叫这里野风谷。

我们来到野风谷的时候是9月底，热风消褪，寒风未至，处处田园诗意，牛羊在绿草坡上悠然漫步，毫无“野”意。山谷一侧，有7座山头，我觉得一定得用“七总统”（瑞士有7个总统，轮流坐庄）、“七武士”之类的来命名。果然，它叫“七骑士山”。

我们能来这里度假，是因为汉斯的爸爸，老汉斯，看在小汉斯的面子上，把他在这里的度假别墅借给我们的缘故。老汉斯是一个建筑师，70多岁了。上个世纪60年代，他在这一带承建了几处房子，就顺便给自己也盖了一幢。以后每年都来住一段时间。汉斯一家从美国回来度假，也经常住在这里。房子不大，两层，三个卧室，木制，坐落在离村中心步行5分钟的地方，前后带草坪，用一道栅栏和一处草场隔开，不让牛过来啃草坪。

老汉斯和夫人亲自开车把我们送到这里。汉斯夫人打开房门，又把窗户的遮光帘一一打开，和暖的阳光照了进来。环望一周，我和Poncho不禁一阵惊叹。都说瑞士人爱干净整洁，这下我算领教了。房间里设施齐全，应有尽有。打开碗柜，杯盘碗碟整齐地排列；打开抽屉，刀叉勺匙各就其位；衣柜里备着雪白的床单枕罩；卫生间里的镀银水龙头镫明瓦亮反着光；厚厚的地毯没有一根戗毛倒伏。每一样用具好像从房子建好就没有人动过，几十年来一直在耐心地等候我们的到来。我看着汉斯老两口胖胖的身躯，甚至上楼梯时还要喘上一喘，想像不出来他们是怎么把房子拾掇得这么纤尘不染的。惊叹过后就感到了压力，这意味着，当我们住过一周后，也要把房子还原成这个样子。

客厅和饭厅用三个硕大的牛铃铛分隔。老汉斯给我们演示，用力拉了一下铃铛里面的小铁锤，当——，响声在安静的房间里几乎造成了恐慌的效果。此后几天我们再也没有动过它们。

野风谷冬天时是滑雪胜地。虽然不是最著名的雪场，但是我还是看到很多房车在一处空地上闲置。怎么也有百十辆，这是给那些不那么有钱的人，冬天来滑雪渡假时住的。至于有钱人，可以住到村中心不远处的两个宾馆里。我看到还有两处7、8层高的房子正在重新装修，估计也是宾馆。

但是现在滑雪季节还没有到。我们在的那几天甚至还很暖和，白天可以穿短袖衬衫。野风谷，甚至整个山谷，都静悄悄的。

可就在我们到的第二天，寂静被此起彼伏的牛哞打破了。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教堂所在就是村子的中心。后面就是七骑士山。

 

野风谷就依在这座山脚下。它叫白羊山。我觉得应该叫白狼山才好。

 

吃早饭时透过窗户看到的。

 

 

这三个大家伙是牛铃铛（那两个戴眼镜的不是）。太大了，牛魔王也不一定带得上。

 

 

房子太干净，就意味着有干不完的家务活。我对正在洗碗的Peter说，回头。他就这样回头。

 

照片中间的那条河就是莱茵河，河对岸是列支敦士登。对，就是那片有房子的地方。没房子的地方就是德国。这个国家基本上就是我们家小区这么大。

 

红色的是上山的缆车。这种方式比开车上山要经济。而且冬天时山路有雪，有时候车上不去。

 

村里到处都是供人坐下来休息的椅子。这也体现出一种生活态度：停下来，休息一下。你看多么蓝的天啊。

 

我一边照相一边想，白马王子到底是人还是马啊？

 

村里的面包房招牌。

 

 

楼下的蒋先生70多岁了。国庆期间特意一个人跑到天安门广场，在人堆里挤空照了张像。他说下一个十年大庆他也许看不到了，所以要现在照张像留念。我自恃比蒋先生年轻，因而比他乐观些：只要我们伟大祖国活得到下一个十年，我也要活得到。怀着这样的信念，十·一期间就带着孩子去瑞士度假。虽然错过了新政权的60大寿，但在瑞士也颇有收获，不以为憾。14天时间，见到了很多好玩的人，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当然免不了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本来回来之后就应该写一写，可是我把照片都拷在Peter的电脑里了，忘了带回来。所以就有点犯懒。昨天检查了一下相机，发现后来几天的照片还都在，又来了兴致，补记一二。

  

Peter在美国生活8年了。每次回瑞士探亲他都住在父母家。但是这次我们是三个人，父母家住不开。再说他父亲今年90岁了，母亲也80岁了，没有道理叨扰他们。

所以第一站，我们住在安吉拉和斯蒂芬家。

斯蒂芬是Peter大学时的同学，30多年的老朋友，长得又高又帅，风度翩翩。他是苏黎世一家财经杂志的主编，在瑞士传媒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Peter说他读书时非常腼腆，曾经创下一个学期在课堂上一言不发的记录。要知道，在国外的大学里，上课不举手发言，不给老师提问题，就好像中国大学里老师考前不给划重点一样，是非常奇怪的。

和他正相反，他的夫人安吉拉却是个话匣子。这个来自意大利南部一个盛产橄榄油地区（名字我忘了）的女人热情开朗，敢爱敢恨，以讲黄段子著称，还大嗓门，典型的意大利南方女子，和我认识的瑞士女人很不一样。Peter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Peter、斯蒂芬还有另外几个“驴友”，有男有女，在一处风景美丽的山地长距离Hiking。第二天，当时还是斯蒂芬女友的安吉拉也赶来加入了。可是，一队人马只是一味地走啊走啊，终于让安吉拉耐不住了。她问斯蒂芬，要这样走到什么时候。斯蒂芬说要走到山顶。“然后呢？”斯蒂芬说，然后就下山。安吉拉非常恼火，拒绝继续前行。后来她对我说，我感兴趣的是路上的风景，这里的一朵花，那里的一朵云，一阵清风，夕阳晚霞，我只想随时坐下来享受这些美景。可是他们，不停地走，只关注走路本身，把美好的享受变成了苦行，这不是我的风格。率性的安吉拉要斯蒂芬作出选择，要么停下来和她在一起，要么她就回去。具体的细节不清楚，是不是吵架了不可考。总之最后，斯蒂芬选择和大部队一起继续前行。安吉拉挥一挥手，傲然离去。

安吉拉15岁时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就是人们常说的“未婚少女妈妈”。后来又结过一次婚，没几天就吵散了。她的一个舅舅，是一名村干部，正管着村里的婚嫁登记之类，就私下里把她的婚姻记录删改了，这段婚史就此人间蒸发。所以当她和斯蒂芬结婚时，名义上仍是未婚女子。当然这些斯蒂芬都知道。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安吉拉自己当笑话说给Peter的。

Peter说，斯蒂芬和安吉拉结婚让很多朋友大跌眼镜，他们两个反差太大了，三天两头地吵。没有人看好这桩婚事，预言他们两年之内就要离婚。可是出乎意料，两个人竟然吵吵闹闹地生活了十多年，成了老夫老妻。斯蒂芬也被她调教得口才甚佳，出口成章。他们有一个小女儿，叫丽萨，和Poncho同岁，也和安吉拉的孙女阿莉娅同岁。安吉拉给我看过一张照片，是她和儿媳妇同在医院里举着两个小婴儿的照片。

安吉拉母语是意大利语，能说德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她和丽萨说意大利语。但一着急就混着德语和瑞士德语一起说，Peter听着直摇头。这一家人曾经在美国生活过5年，斯蒂芬那时候担任一家杂志的驻美记者。所以丽萨比一般的瑞士孩子英语说得好，和Poncho能够交流，两个人玩得很好，后来竟有点依依不舍。丽萨长得很高，像她爸爸，一双大脚格外惹眼，要穿40号鞋。要知道她只有11岁耶。

当安吉拉和斯蒂芬两人把我们从机场接回家时，灯还亮着，丽萨和阿莉娅正兴奋地等着Poncho。见了面，三个同龄女孩子隔着老远，非常腼腆地打过招呼。等Poncho进了门，丽萨就跟在她身后，在地上翻了个跟头。接着，又攀着房门，蹲坐在半空。她妈妈告诉过我，丽萨课余时间学杂技，对，杂技。第一次听说时，我同情地望着她，问她，很疼吧？她惊讶地摇摇头，说，不疼。

忘了说，安吉拉做得一手上好的意大利菜。3年前第一次去她家时她做意大利海鲜面，红色的“帕斯塔”里翻滚着鱿鱼卷，甚是惊艳。这次到苏黎世的当晚，她就对我说，明天晚上，有好多朋友来看你们，我们要开Party。

 

 

 

安吉拉是瑞士意大利人，会说6种语言。

 

 

 

 

 

丽萨见到平坦开阔的地方就想翻跟头。

 

 

晚上，Peter打来电话，正是美国西部时间早上7点。

他问我，你猜我在哪？我说，周六的早上你能在哪？他说，我在办公室。你怎么跑办公室去了呀？我问。他委屈地说，我被逐出家门了。

谁呀？谁把Peter逐出家门了？

从北京回伯克利后，Peter搬离了我们一起租住的房子，搬回以前住的一个小cottage里。那真是一个很小的房子，像一个大玩具。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住起来还是很舒服的，尤其是一个人。cottage在伯克利北部山区。在一栋大房子的后院里，旁边有两棵粗得三个人合不拢的大树。小cottage就完全掩映在树荫绿草之中。今天早上，房东家的狗莉莉到院子里解手。忽然，她和什么东西在Peter房子的窗根下撕咬了起来，Peter只听到一声短促的细细的叫声，接着，一股气味传来进来。他马上意识到，不好了，Skunk撒尿了。

Skunk的汉语翻译叫臭鼬，我还真没见过长什么样。Google了一下，找了一张图片长长见识。他和黄鼠狼一样，都是用气味作为攻击和迷惑敌人的武器的。但是，黄鼠狼的屁放过了也就散了，难闻虽然难闻，却也不至于经月不散；这臭鼬却够狠，它撒尿。这尿味可以三个月不散。其难闻程度，根本在不可忍受范围，足可以把一家人赶跑，一两个月不能回来。市政厅接到居民举报后，就会派专人来，带着防毒面具，进行清理，铲除它老人家的馈赠。那架势，就像生化部队进行细菌战似的。

Peter就这么被逐出家门了。

我发愁地说，那你怎么办呢？住哪呢？他胸有成竹地说，今天本来约好了和芭芭拉一起去远足，晚上可以借住她那里。“幸好我把换洗的衣服都带出来了。”他有点庆幸地说，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得意。

可一会，他沮丧地告诉我，我不能住芭芭拉那里了。怎么了？我诧异地问。我带出来的所有衣服都带上臭味了，芭芭拉会被熏死的。他说。

今天晚上Peter就要无家可归了。有谁鼻子不太好使的，能收留他哪怕一个晚上吗？

 

 

我问瑞士公民Peter，你是一个爱国主义者（patriot）吗？

他说，我不是。

我说，那为什么瑞士足球队赢了的时候你欢呼雀跃，输了的时候你就垂头丧气呢？为什么你总夸耀你们瑞士的军刀巧克力呢？为什么你还带着瑞士手表呢？为什么别人说你是德国人你就不高兴呢？

他想了想，就改口道：Culturally I am； Politically I am not。

翻译过来就是，文化意义上我是爱国者；政治意义上我不是。

再翻译一下就是，我爱瑞士的土地、人民、文化，但我不爱瑞士的政府、议会、外交官。

 

 

Peter和垃圾车的战斗是从两年前开始的。

每周三早上，一辆硕大的运垃圾的卡车会来我们住的这条街上搜集垃圾，把各家事先摆在人行过道上的灰色垃圾桶一个一个翻倒在垃圾车里。翻倒垃圾是由卡车的电控装置自动完成的，工人把垃圾桶往卡车的边缘一推，一卡，桶就自动升上来，倒，降下去，放。不用说，每个步骤都制造出很大的噪音，在凌晨尤其刺耳。

当然这噪音对我完全不构成干扰，我睡得死，从来不知道早上有垃圾车来过。但是Peter就不行了。他是连房间里放个挂表都会被滴答声吵得睡不着觉的主儿。所以每个周三早上他都会向我报告说，今天早上垃圾车5点30 就来了。今天早上5点40就来了。更可怜的是，每次被垃圾车搅醒后，他就再也无法重新入睡，翻来覆去生生躺到起床时分。起来后感觉头昏脑胀，喉咙痛流鼻涕，好像生病一样。

他说，不行，这事得有个说法，我不想因为他们的自私行为牺牲我的平静生活。

他先上网查伯克利的市政规定。很快找到了依据。某一年，伯克利通过了一项法规，规定垃圾车只能在7点半之后到居住区搜集垃圾。他说，你看，我不是第一个抱怨的人。所以不需要从呼吁立法开始了。

我说，有法规就好办了。下周三你叫我起来，我们一起去找开垃圾车的司机谈，告诉他这个规定。不行咱就“休”（sue起诉）了他。Peter摇摇头，说，其实哪个工人愿意起早工作呢？都是公司老板逼迫他们这样做的。这些公司从市政部门承包了垃圾清运的活儿，为了少租用垃圾车，少雇佣一些人，多赚钱，就起早贪黑延长每台车工作的时间。

那找谁抱怨呢？公司？Peter说，市政府一定有相关的监督部门，找他们。

于是他开始了漫长的电话抱怨之旅。电话打到一个部门，对方说，哦，对不起，不是我们的职责。你问问某某部吧。打到某某部，没人接听，留言。过了两天，还是没有反馈。再打另外一个部门。对方说，哦，主管这件事的人不在。你留下电话吧。留下电话，数日没有回音。重新打回去，总算找到人了。那人说，哦，好，我会和公司谈。结果，下一个周三，垃圾车依然如故，5点40就吵醒了Peter。

这一回，Peter真急了。再次和这位主管通电话时，他没有了一如既往的笑容，皱着眉头，语气也重了好多。我听见他用了诸如“公民权利”、“法律”、“民主自由”、“和平”之类的大词，看来把这件事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并许诺写信给市议会。

下一个周三，我送Peter出门上班时，看到垃圾车正在沿街工作。时间是差10分钟8点。我和Peter不禁击掌相庆。

市政府的那个主管官员还两次三番打电话来，验证垃圾车是否按照规定时间搜集垃圾。听着电话里那个谦恭客气的声音，感觉可真好啊。

我对Peter说，你这一次抱怨，对那些工人也是有好处的，至少他们不用起大早了。Peter摇摇头，略有些沉重地说，不会的。预算还是那么多预算，车还是那么多车，垃圾还是那么多垃圾，需要的时间还是原来那么多时间。我们的抱怨，只是改变了它的顺序，垃圾车不从我们这条街开始罢了。所以一定有另外一个街区，早上要受噪音的折磨了。如果这个街区也抱怨，那么就再换一个。说不定哪一天，又轮到我们这条街了。

此后一年多，Peter再没被垃圾车搅扰过。

今天早上，他叫我起床。我还没睁眼睛，就听他说，你知道今天早上垃圾车几点来的吗？我闭着眼睛摇摇头。他说，4点20。我心里想，嗯，又轮到我们了。“So?”我闭着眼睛问。他说，我今天还要打电话，继续抱怨。我翻了个身说，好，我支持你。然后继续睡。

生命不息，抱怨不止。

 

 

有一次，我和Peter聊起文学，聊起各自喜欢的诗人、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我们都共同喜欢捷克的米兰·昆德拉，德国的黑塞，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还有英国的奥威尔，以及法国的好多作家，当然还有美国的。他说出的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名字常常让我吃力地想好久，才能在中文中找出对应的翻译，然后欣喜地发现原来就是我曾经读过和喜欢过的那个人。但是也有不一样的，他喜欢海涅，却从没读过雪莱；我喜欢《香水》，他却嗤之以鼻；他也很少读俄国作家，更不用说苏联作家的作品了。

然后我说，我从来没有读过瑞士作家的作品。瑞士最好的作家是谁呢？他有点为难地摆摆头，说了两个名字。我没听说过。我问，他们用什么语写作呢？“德语。”他们写作的题材呢？“爱情与自由，个体与社会之类的”。

我说，是不是因为瑞士人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没有好的作家呢？

Peter想了想，说也不是。法语区和意大利区的瑞士人母语和法国人意大利人是一样的。但是那两个国家都出现过很多伟大的作家。

我说，那就是因为国家太小。他说，捷克也不比瑞士大多少啊。

那是为什么呢？

Peter说，也许是因为我们太幸福了吧？

是谁说过那样一句话，历史乏味的民族是幸福的。这句话就是说瑞士呢。瑞士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皇帝。当欧洲大陆上遍布德皇、法皇、英女王、沙皇、奥皇、西班牙皇时，隐藏在阿尔卑斯山山谷里的这个弹丸小国已经是有1000多年历史的民主国家。一直实行联邦制，民主选举，地方自治。对外不结盟，永久中立。500多年没有遭受过外敌入侵，连横扫欧洲大陆的拿破仑、希特勒的军队也没有征服过瑞士。瑞士最近的一次战争发生在150多年前，一场由宗教教派引发的内战，战死了数百人。就这种规模的内战，也引得后来的学者皓首穷经地研究考据，发表论文，拿博士学位。我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研究这场内战的人比参加内战的人还多？而现在，工业化和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增加，更使得小国瑞士社会安定、人民富足，安居乐业，各得其所。

这样和平安静的环境，再加上天生理性、平和的民族性格，能出文学家吗？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吗？

然而，当幸福的瑞士人在阿尔卑斯山滑雪归来，在温暖舒适的房间里歇息下来，手里捧读的，却是那些描写血雨腥风、充满人间不幸的伟大作品。

这到底是谁的幸、谁的不幸呢？

 

 

圣诞节，Peter回瑞士探望父母，坐的是美联航( United )的飞机。结果飞机误点，到华盛顿中转时，直飞苏黎世的航班已经走了。只好改签。到苏黎世时比预计晚了好几个小时。更讨厌的是，人到了行李却没到。等了好半天也没到。

他就去找机场的人抱怨。苏黎世机场的人是这样回答他的：请您留下地址，明天我们会把行李送到您家里。并且，为了表达歉意，您可以在机场购物中心购买最多100瑞士法郎的商品，把收据寄回来，我们给您报销。Peter 就在机场商场里花了90多瑞士法郎买礼品，他一直发愁的给两个侄女的圣诞礼物，这下全有了。

回来他给我讲这个故事，把我给羡慕的。我咋就没他那样的好运气呢？

圣诞期间我去南卡，在华盛顿中转，却因为南卡哥伦比亚大雾，航班取消，不得已在华盛顿找旅馆住了一个晚上。因为是“不可抗拒因素”导致的，还不给报销。回来时，航班延误四个多小时，又没赶上中转航班，还要改签。到了旧金山，本来就晚了，行李却迟迟不到。一个多小时也不到，直到第三天才送回来。而且，新规定，美国国内航班托运一件行李要花15块钱，飞机上也不再提供免费餐，要吃饭，9块钱一盒。

同是坐美联航的飞机，咋就没人对我说抱歉，咋就没人拿钱摆平我、却总是我自己拿钱摆平自己呢？

可是Peter却说，不行，我还得抱怨。

我说你还抱怨啥呀，和我比，你应该知足了。“可是美联航公司并没有为我航班晚点的事道歉呀，”他说，“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不抱怨，他们就不知道改进，下次还会这样。”他说到做到，坐到电脑前就开始写抱怨信。

我心里用中文想，讨了便宜还卖乖哩。你抱怨有个啥用？下次该咋样还咋样。

过了没两天，美联航回信了，信里说，为了“表达歉意”，许给他300美元的购机票券，一年内有效。要知道，从旧金山到华盛顿，6个小时的航班，打个来回，也不过才260多块钱啊。

“我也要抱怨!”我脱口而出。

 

早上，我还在做梦呢，Peter趴在我耳朵边上说，7点20了，该打电话了。

他一打断，我连做的什么梦都忘了。

昨天晚上，我千叮咛万嘱咐他，一定早上7点半之前叫我，我好赶在除夕夜给父母打电话拜年。结果这个家伙天还没亮就醒了，躺在床上等到7点20，看天亮了一些，就开始叫我。电话机和电话卡都放在了枕边。

这里的8点就是中国的午夜12点。我知道，一般从年三十的半夜11点半开始，鞭炮就响起来了，整个城市陷入一片火海（焰火的海洋）。这时候，我弟弟会用一根长棍子挂好1000响的鞭，用烟头点燃，伸到窗外。不一会，就听到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好像窗玻璃都要震碎了。家里的狗格格一定又钻到床底下抖个不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也不会出来。

家里外面鞭炮声响成一片，烟雾缭绕，面对面说话得大声喊，还要不停地咳嗽，电视里我台春晚的主持人们扯高嗓门说些废话磨蹭时间……所以我打算11点半之前，就是这里的7点半之前给家里打电话拜年。那时候放鞭炮还没开始呢

但是我太困了，Peter叫了我半天，把电话摁到我手中，贴到我耳朵上，可是我握不成拳头，睁不开眼，说不出话，醒不过来。

好像只过了几秒钟，他又趴在我耳边说，7点58分了，再不打就晚了。这回我一激灵，醒了。拿起枕边电话开始拨号。一般一过午夜12点，就会有好多亲戚朋友打电话拜年，我真担心电话占线。

还真打进去了。

接电话的是我妈妈，声音很轻，好像怕吵醒谁似的。背景也很安静，一点也不像除夕夜12点。难道时差算错了？忘了算冬令时，晚了一个小时，家人都睡了？是瑞士人Peter帮我算的，不该错啊。我说，妈，我给你拜年啊。现在几点啊？我妈说，现在是大年三十儿0点02分。

没错啊，刚过12点怎么就睡了呢？应该煮年夜饺子，抢着吃饺子里包着的分币、红枣，等着新一年发财走“红”运，然后还要给父母拜年拿红包呢。怎么这么早就睡了？

我说，你身体不舒服吗？我妈说没有啊，我和你爸在睡觉啊，出什么事了吗？

我猛然醒悟过来，大年三十儿0点02分，那是大年三十儿的早上，而不是除夕夜啊，还差24小时才到除夕夜呢。Peter没算错时差，我却算错日子了。

我握着电话哈哈大笑，以掩饰我的尴尬。完了，我爸妈肯定是刚刚睡着就被吵醒了，这一晚上什么时候能再睡就很难说了。

我听见电话里我妈嘟囔一句，这个膘丫头。“膘”是辽宁丹东大连一带的土话，意思是傻，缺心眼。

Peter知道出了差错，等我放下电话问我，难道春节已经过去了？我说，没过去。还没到呢。

他内心斗争了半天，深吸了一口气，下定决心似的说，好吧，明天早上我再叫你。

 

 

从南卡罗来纳回来，和Poncho两个人过了一周。Peter因为签证的原因，至今滞留瑞士。

还真挺想他。总结了一番，理由如下：

 

1，Peter不在家，没人叫早了。

刚回来第二天，Poncho就要去上学，我竟然忘了设闹钟，结果睁眼时已经是8点半。Poncho磨磨蹭蹭地不愿意去学校，MS. C.R说过，迟到多少分钟，就要到草场跑多少圈。没办法，只好给MS. C. R写了一张便条，说飞机晚点，我们半夜才到家，所以起来晚了云云，没设闹钟的事干脆不提。后来这些天，每天早上7点20就要起床。做饭叫孩子起床。

2，Peter不在家，没有现成的早饭了。

天天要给孩子和自己做早饭，头天晚上就得想着第二天吃什么，禁不住想念虽然千篇一律但是总是在桌子上等着你的皮氏早餐。

3，Peter不在家，没人倒垃圾了。

这里的垃圾是分类的。家里有一个绿色小桶，是专门用来装有机垃圾的，剩饭剩菜，果皮烂肉之类的。两天不倒就散发一股臭味。Peter几乎每天都清空一次。临走的那天早上，我提着小绿桶下楼，准备倒到地下室门口的大垃圾桶里，然后去地下室把热水罐的阀门关上。可是一手掀盖，一手托着桶底往里扣，一下没端住，全扣到了地上，鱼刺虾皮烂菜叶子散了一地。我忍住呕吐，又找扫帚一点点清理。结果又弄脏了衣袖，只好上楼洗衣服。结果忘了关阀门，恁大的锅炉整整空烧了10天。回来后，我干脆不倒垃圾，就在家里的小绿桶里攒着等Peter，有味道就盖上盖子。现在已经冒尖了。

4，Peter不在家，没人拾掇院子了。

刚回来时，发现落叶把门前和后院都铺满了。第二天就奋勇清扫，将近两个小时才清完前院，手指已经磨起了水泡。第二天早上一看，又是一地落叶。

5，Peter不在家，没人接站了。

每次他接上我，或者Poncho，就会在路上从背包里掏出装满自来水的水瓶，拿出一个香蕉，或者几颗草莓，几块小曲奇。而这次回来，到旧金山时已经是晚上9点半，等行李又是一个小时，还没等到。完全要自己去交涉，填各种表格。然后横穿整个机场候机楼去坐BART，换乘，到了伯克利已经是快12点。又穿过5、6个黑黑的Block，才回到家。到了家，还要点火煮面，填饱孩子和自己的肚子。倒床上时感觉完全散架子了。

6，Peter不在家，没人洗碗了。

洗碗是我最讨厌的家务活。现在，我两天洗一次碗，要等家里所有的碗碟盘都用光了，才不得不洗。

7，Peter不在家，不能出去散步了。

天黑，害怕。

8，Peter不在家，没人督促早睡了。

Peter在家的时候，晚上10点半一到，他就放下手中的书或者报纸，看着我，也不说话。我在电脑上敲字，觉得有目光注视，一抬头，他就冲我点点头。我就知道，到时间了，该睡觉了。这几天，每天晚上从电脑上一抬头，都是12点多。

9，Peter不在家，报纸又积成山了。

他最不能容忍家里有过期的报纸。为此我们还三番两次地争执。现在Peter离开快三周了，没人催着，报纸铺得到处都是。

10，        Peter不在家，周末不能跑步了。

和Peter不一样，我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跑步。多枯燥啊。

11，        Peter不在家，又要迷路了。

走之前带孩子去奥克兰的唐人街买东西，一下车就发懵，辨不清东南西北。第一个想法就是给Peter打电话。但他已经先飞了。

 

还好，明天他就回来了。生活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我给Peter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个成语。告诉他，在以前，中国妇女对婚姻是没有选择权的，她们不能挑剔。他楞了半天，说，really?真的？我说，当然。即使今天也差不多。比如说我。他仍然没回过味来，说，really?真的？

冬天到了。我们租的这个朝西朝北的木头房子格外地冷。Poncho不在乎，她天天上窜下跳，只穿一条单裤也不喊冷。Peter也不怕冷，他从来只穿一条仔裤过冬。只有我，早早地就把毛衣毛裤穿上了，还总是冰手冰脚。卧室和客厅里有烧天然气的暖气片，需要的时候打开，不用的时候就关上，但是即使关上了，仍然有个小火苗在燃烧。如果不特意关闭，这个小火苗可能整个冬天都在燃烧。所以Peter不让我开卧室的暖气片。他说即使晚上不开暖气，这个小火苗燃烧的声音也足以吵得他睡不着觉。

其实我知道他是觉得美国人用的这种暖气太不节能，一打开就觉得很浪费。所以总是不想用。睡不着觉之说八成是借口，他总不好意思让我挨冻来缓解全球气候变暖吧？

昨天一天，我都冻得哆哆嗦嗦的。一看温度计，只有15度。Peter一下班我就对他把他拉到温度计旁，指给他看。我说，这个温度，如果是在北京，我就可以去人民政府投诉了。

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我是北极熊。

我摸不着头脑。有他这么瘦的北极熊吗？

他又解释：我不是鸡，也不是狗，我是北极熊。你嫁了我，就要和我一起生活在寒冷中。你不能选择。

我又给了他一个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借口。

 

周二，晚上下班一进门，Peter就挥着一封信说，有人给我来信了。

来信有什么稀奇呢？电话公司、煤气公司、美国银行每月都给他来信，寄账单。还有可恶的信用卡公司Capital One，不知道从哪里搞到我们的地址，以几乎每周一封的频率寄广告，要我们用他们的信用卡。

但是这封信非比寻常，它是奥巴马和他的妻子米歇尔写来的。

我以前说过，Peter是奥巴马坚定的支持者。还在初选时，就给奥巴马捐了100块钱。那时，我力挺希拉里· 克林顿，常常和他争论不休。他有好几天都没告诉我给奥巴马捐款的事，一直到收到一封来自奥巴马竞选阵营的感谢信，才漏了口风，遭到我一顿拳打脚踢。

从那以后，Peter几乎每天都收到名为奥巴马的电子邮件，后来定下周· 拜登为副总统候选人后，也不时收到他的来信。当然，这些信都是竞选阵营群发的，Peter不过是上百万人的一份大名单中的一个罢了。

现在，奥巴马如愿当选总统，热了一年的大选话题也渐渐降温。《纽约时报》说，很多美国人得了选后忧郁症。就好像足球赛季结束，或者一个好看的电视连续剧结束后，有些人若有所失，长时间回不过味来一样。幸好Peter不是这种人。他还有别的比赛要关注。但是这个时候收到奥巴马的来信仍然让他很受用。

信是打印的，签名是复印的。信的主要内容在奥巴马的胜选演说里都提到过了。但是读起来仍然像专门写给Peter的。它写道：

 

亲爱的Peter先生，

11月4号我们取得的胜利对于很多人来说意味着很多，但是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对我们国家那些最根本的承诺的肯定：美国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在这里，任何事，只要我们一起梦想，一起为之奋斗，就有可能成功。

我们从来不是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一开始，我们没有太多资金，也没有得到太多人的支持。我们的竞选活动并非诞生于华盛顿的高门华第之内，它建立于那些辛勤工作着的男人、女人、学生和退休者的支持，他们从自己的微薄积蓄中拿出钱来，捐出5美元、10美元、20美元。

它源自数百万的美国民众，自动自发地组织起来，证明了在两百多年以后，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并未从地球上消失。

Peter, 这是你的胜利。但是甚至当我们庆祝的时候，我们也知道面临的挑战是我们一生之中最为艰巨的－－两场战争、一个面临危险的星球，还有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前方的道路会十分漫长，我们还有很陡的坡要爬。我们将请求你们参与重建这个国家，以美国221年来从未改变的唯一方式－－一砖一瓦、胼手胝足。21个月前那个寒冬所开始的一切不应该在今天这个秋夜结束。今天的选举胜利并不是我们所寻求的改变－－这只是我们实现改变的机会。

Peter,这是我们的时代。让我们的人民重新就业，为我们的后代敞开机会的大门；恢复繁荣发展，推进和平事业；让 “ 美国梦”重新焕发光芒，再次证明这样一个基本的真理：我们是一家人；一息尚存，我们就有希望；当我们遇到嘲讽和怀疑，当有人说我们办不到的时候，我们要以这个永恒的信条来回应他们：是的，我们能做到。

现在，请接受我们最深切的感谢。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

 

奥巴马显然不知道Peter是个外国人。不然也许会写点别的。但即使如此，Peter仍然十分感动。奥巴马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是如何当选的。310万人为他捐款6亿美元，平均每人200美元。

 

 

没错儿，Peter，一位刚刚在美国上了4个月汉语课的瑞士人，教我，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中国人，学汉语。

从6月份开始，Peter就报名参加了一个周末汉语班。老师是一个教了20多年基础汉语的黑人女性，她让学生叫她“张老师”。虽然每周只有3个小时的上课时间，但这位张老师却要求学生每周花12个小时做家庭作业。

Peter从小就是个好学生。好学生的特点就是无法容忍让老师失望。所以不论学什么，只要有老师站在前面，用殷切的目光注视着，他们就会上课认真听讲，积极举手发言，课后认真复习，按时完成作业，考试拿好成绩。

“好学生”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就终生难改。Peter就是这样。上课的情形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从来不迟到不旷课，为了不耽误课程，连最喜欢的Hiking（远足）和Jogging（跑步）都取消了好几回。至于课后，他把年假拆散，每周休一天，用来复习汉语。如此一来，每周用来复习的时间远远超过了12个小时。平时，吃完晚饭刷完碗，他就直接坐在吃饭的位置上，摊开《新实用汉语课本》，默默地读，然后在田字格本上默默地写。每次考试，他都是A。

当初他花好几百块钱报名去学汉语我就有点失落。家里有一个现成的中国人，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职业记者，普通话标准，不写错别字，时间充裕，又好为人师，他却舍近求远，把大把的美金送到外人手中。还好，遇到不懂的，Peter还总能虚心向我求教，不耻下问，让我心里稍感平衡。

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可以说“你是哪儿人”，却不能说“你是哪儿国人”，而一定要说“你是哪国人”？  

我还真不知道。  

我含糊地回答说，北方人爱用“儿”，你不用也行。他惊讶地睁大眼睛说，可是张老师告诉我们一定要用“儿”的。我语塞。

 后来他又问我：可以说“我头有点儿疼”，也可以说“我有点儿头疼”，那么为什么不能说“我发有点儿烧”，而只能说“我有点儿发烧”？

 我怎么这么晕呀。难道他要烧头发？

和所有初学汉语的老外一样，Peter被汉语里的四个声调搞得要死。他的张老师就教给他们一个办法：跟着声调晃脑袋。平声，就把头从左拉到右；扬声，把头先别到左下方，然后向右上方一扬；搡声，用头打个对号；去声，就用力点一下头。结果现在，Peter一说汉语，就摇头晃脑，全身用力。不禁想起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堂到三味书屋》，私塾里的师爷和孩子们一起读八股那一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

我忘了说，Peter是一个特别固执的人，不认同的事情，他从不肯将就。虽然表面上彬彬有礼，可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口服心不服。

一天我对他说，当你说“哪里”的时候，要发音发成“拿里”。“为什么”？他问。我说两个搡声音在一起第一个要变扬声，不然发不出来。他说怎么不能，这样——他用脑袋连着打了两个对号，说“哪—里”。然后得意地看着我。我无话可说。幸好第二周下课回来，他说，你是对的，是“拿里”，不是“哪—里”。张老师今天教了。

谢谢张老师。

几个月下来，Peter的汉语水平大有长进。一次，我和家里通电话，告诉父母Peter能说不少汉语了。我妈好奇，说，让他接电话说说。Peter一时手足无措，抄起《新实用汉语课本》就给我妈念：

“这是香蕉，这是苹果。一斤苹果多少钱？一斤三块二毛钱。您的苹果真贵。一斤三块二不贵。我的苹果大。好，做个朋友，三块一斤。”

电话那边我妈已经乐差了气。

但是水平长了，人也就不那么谦虚了，甚至反客为主，开始给我上起汉语课了。他问我，为什么我的国家（Switzerland）你们要叫成“瑞士”？发音差得很多呀。我说，是吗？大概是19世纪的时候中国不那么开放，道听途说来的吧？他诡秘地一笑，说，其实“瑞士”是从广东话翻译的。——原来他早知道。

他问我，你好吗？(How are you?) 我说，我很好。（I am good。）他说，你应该回答“我好。”因为 I am good 里面没有very。我说，但是现代汉语里的词汇总是成双成对出现的，单单一个“好”太孤单太别扭。他说，如果这样，I am very good，你怎么翻译呢？我说，我很好。他两手一摊，意思是，看吧，怎么有没有very 都一样？

我一阵迷糊，到底是汉语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

他乘胜前进。问我，I am not busy怎么翻译？我说，我不忙。他说不对，应该是“我很不忙”。因为“I am busy”翻译成“我很忙。”

他把我彻底绕糊涂了。

我整理了一下思绪，给他讲了个故事：有个城市长大的小男孩，每天从磁带里听童话故事，他最喜欢学羊叫。一天，他到了乡下，见到了真正的羊，听到了真正的羊叫。他就走到羊身边，温柔地说，羊啊，你叫错了，应该这样叫…… 

 

 

这次选举Peter因为工作忙没有报名做志愿者。上一次大选，就是2004年克里和布什竞争那次，Peter和两个同事一起去作民主党的志愿者。他们被分配到加州的邻居内华达州一个四个小时车程的城市去做动员。当地的民主党竞选组织者已经调查好了本市登记为民主党党员的选民。志愿者的工作就是确保那些可能放弃投票的民主党选民去投票。Peter他们三个人被分配负责三条街道。任务就是挨家挨户动员这些选民去投票。如果选民答应了，他们就过2个小时后再来督促一下。如果有人说太远啦，没有时间啊，身体不舒服啊等等，他们就报告给组织者，就会有车来拉这些人去投票。这三个人中，一个是瑞士人，一个是澳大利亚人，另一个是德国人。没有投票权的三个外国人苦口婆心地劝说美国人去投票，那情景十分让人感慨。在民主国家里，公民社会如此发达，公民的自我组织、自我教育已经成了一种自觉，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对他们来说比国界更重要。

精密良好的竞选组织让Peter印象深刻。那时美国已经经历了42次总统大选以及无数的州县市地方选举，各政党的选举经验不可谓不丰富。可惜克里最后还是丢了内华达，也输了大选。

而这一次，当Peter的一位爱尔兰同事再次报名去做志愿者时，得到的答复是，报名的人太多了，上次那个城市已经不需要人了，再去，只能去7个小时车程之外的拉斯维加斯了。媒体报道说，有200万人给奥巴马作志愿者。创了历史记录。

这一次，奥巴马如愿拿下了内华达。 也如愿赢得了大选。

年轻的时候，人对未来总会有很多想象。尤其是在睡觉之前，脑子里杜撰着各种不着边际的故事，各种各样的人物来来去去，想着想着就睡着了。但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有一天，我会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和来自另一个遥远国度的男人结婚，然后生活在一起。这个人长着和我不一样的绿眼睛，高鼻子，说着不一样的语言。

现在，这个人就坐在我对面，勤奋地在网上搜索，预订我们将要开始的蜜月之旅的行程。我望着他的光脑门，思绪漫无边际，恍惚中觉得一切都不可思议。 如果真的有一种前定的宿命，那么我这个平凡如斯的人，命运被设计得这样富于戏剧性，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偶然吗？

这个两年前的偶然事件最终导致了必然：我和瑞士人PETER今年8月份就要结婚了。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朋友YJ的时候，她马上问：他向你求了几次婚啊？

几次？我愣了一下。需要求婚很多次才可以答应吗？我不知道耶。

2月15日那天，我们去一家一周前就预订好的意大利餐馆，过情人节。SAN VALENTINE’S DAY在美国是一个很POPULAR（通俗） 的节日，PONCHO班里的每个女孩都收到了男生的一大堆贺卡。其中一张用中文打印着“愉快的情人节”。恩，很愉快。

情人节在前一天，但PETER说14号人太多，不凑那个热闹了，而且15号是个周末，比较放松。那是一个临窗的角落，灯光幽暗，音乐若有若无。可以看到BERKELEY最主要的街道UNIVERSITY AVE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却听不到声音。PETER指着墙上一幅威尼斯的风景画，讲起他在意大利旅行的事情。他说他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意大利。简直就是一个魔幻国度。以后一定要带我去。接着又讲起葡萄牙，法国，希腊。他双目迷离，脑子在欧洲大陆各处神游。然后，他回过神来，说，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OK？他说，你愿意嫁给我吗？我的思路还跟着他在欧洲转，迟疑了一下，就一下，我说，OK。

事后想想，这个回答真是太BAD ENGLISH了。至少我应该说，ALRIGHT，或者 YES，OR SURE.怎么也不该是OK吧？太不严肃了。

那顿饭花了110块美刀。我想我是不会让他求几次婚的，太贵了。

第二天是个周六，瑞士人PETER拿了个小本子正儿八经地坐在我对面，说，我想现在可以计划一下我们的WEDDING了。我张了张嘴却没言语。离8月份还有5个多月，这会儿我们要计划什么呢？他摊开小本说，这个月我们可以先筹划开一个网页，设计邀请信；然后下个月我们决定婚礼地点，婚礼主持人，宾客名单。然后通知朋友。到5月份回北京时，我们置办服装。

事情就按照他的计划一点点在做了。有条不紊。我这个自以为很有主见的人也只能在细节上表表态。比如他说，我们不穿白婚纱，那太傻了。所以我决定穿红色旗袍而不是粉色；他不喜欢交换戒指，说太迂腐了。所以我建议可以喝交杯酒；他不希望女人结婚后随夫姓，所以我建议我们把两个人的姓氏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姓。蜜月旅行，他说希望坐火车穿越北美大陆，我于是选择了南线，到新奥尔良。

和这样一个THOUGHTFUL（思虑周全）的人在一起，我乐得轻省。唯一遗憾的是，PONCHO可能不能参加我的婚礼了。她仍在国内，即使能赶回来参加婚礼，在我们出门旅行时也没有人照顾她。这时，TS挺身而出，说，我把孩子给你送回去。你去蜜月旅行，我照顾她。记得张承志在《洁的精神》那篇长文中说，在古代，不仅刺客侠士追求荣誉到了极致，“就连敌人都表现出了很高的素质。”刺客豫让行刺赵襄子而不得，被缚后慨然要求对方脱下袍子让他象征性地砍上一刀，成全他的荣誉。那个被行刺的贵族赵襄子竟然答应了。

我引用这个故事，是想说，在我结婚这件事情上，连前夫都“表现出了很高的素质。”我真的没什么抱怨的了。

再过一个月，我会和这个从来没有出现在我少年梦想中的瑞士男人在美国结婚。我们不去教堂，不穿婚纱，不交换戒指。但一样会有一个庄重温馨的婚礼。而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我们两个人自己决定的。邻居JOEL在路上遇到我，问起WEDDING的事情，对我说，重要的是要自己喜欢。

他说得真好。

至于我们怎么筹划，怎样结婚，我们会随后在http://aiqunandpeter.wordpress.com上发布。可惜这个wordpress网站在中国被封了。等我有时间把它转到中文网站上.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日下午，我和PETER骑车到ALBANY的“TWINS”电影院看《色戒》。这家电影院就在我第一次来美国时住的马太太家那条街上。因为经常上映一些独立制片的电影，所以虽然离得比较远，PETER也会不时来这里。电影院不大，有楼上楼下两个放映厅。《色戒》是在楼下的小厅里放的。据说这片子在美国票房并不好。

因为并不知道场次，到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始了几分钟（具体开始了几分钟我也不清楚）。王佳芝正在上海的街头打电话，说她要去购物了，反复地问电话那端的人，还有什么要办的吗？然后就闪回到4年前，王佳芝站在南下的大卡车上，面色沉郁。——我还以为这是讲一个清纯的女大学生怎么在上海堕落的故事呢。

不用说，我们看的是“全本的”。看之前并不知道国内很多人因为删节版耿耿于怀，所以也没觉得多看了几段“少儿不宜”或者“国人不宜”有什么偏得。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觉得被删掉的那几场戏有多HIGH，相反，深感战栗和恐怖。

后来听说电影里一共有三场床戏，都遭到了删节。我却无论如何回忆不起来其中的一场。所有的床戏留下来的记忆只是反胃和不寒而栗。如果这样的性爱就是一个女人一生的全部，如果她一定要从这样的性爱中寻找爱情，这该是怎样的残酷和可怜。我非常反感网上对这些床戏津津乐道的意淫式的评论。我确信它们毫无例外地出自男人之口。

几个学生杀人那场，PETER帮我挡着眼睛，我自己用手捂着耳朵，以至于直到后来看网上评论，才知道那个人最后被拧断了脖子。但我仍然认为，这场戏拍得挺好的。“干掉”一个活生生的人哪里那么容易，像电子游戏里那样，，一枪毙命；像武侠小说里那样，一刀毙命；像间谍电影那样，悄无声息。那毕竟是血肉之躯啊。这场戏冗长得难以忍受，残忍得难以忍受，而这正是杀人的真正感觉。几个男生轮流上去捅了一刀，继王佳芝之后，分别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以一种荒谬、野蛮、虚妄的方式。

当一个人手上沾满另一个人的鲜血的时候，他就已经越过了一道永恒的界线，再也回不来了。那是人和野蛮动物的分界线。这是很早以前看过的一位苏联作家说过的话。想到这一点时，我对这几个大学生产生了深深的怜悯。当他们决定用杀一个具体的人这种野蛮方式来实践“爱国”这种空泛的理念时，虽然这些年轻人内心充满了正义的快感，但一种道德上扭曲的、罪恶的根基已经奠定，根植其上，谎言，欺骗，计谋，勾心斗角得以繁衍生息，并最终如藤蔓一般，将王佳芝和其他学生裹挟至死。在从前，这一切都以“爱国”的名义获得了另一种诠释。而这一次，我从这部电影中看到了荒谬。

所以我很不理解，为什么王佳芝在无谓牺牲了自己的贞操之后，在目睹了杀人全过程并因不堪面对而逃掉之后，还会答应王力宏演的那个角色，继续这种赌命的危险游戏。导演在这个地方的铺垫还不够。

从电影院出来，沐浴在午后暖洋洋的阳光里，心情却无法从电影那种阴暗、诡异、压抑的氛围中解脱。PETER牵着我，沿着SOLANO慢慢地走，一路聊着这部电影。

PETER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个女孩是共产党吗？我说不是，是国民党一伙的。他惊讶地问，那他们为什么要杀国民党的人？我说梁朝伟演的易先生也不是国民党的人。他更惊讶了：那他是谁？于是我又解释了一下汪精卫武汉政府和汉奸。

这样一部深深浸淫了中国特定历史和文化的电影，对于缺乏背景知识的老外如PETER，确实很难理解。比如麻将，那么多场戏发生在麻将桌上，勾心斗角，明枪暗箭，正话反说，话里有话，这哪里是憨厚天真的PETER能够理解得了的。海外票房不好，也在情理之中。

PETER说他并不喜欢这部片子，虽然他知道这是一部好片子。但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缘故，他不会选择看它。原因就是它太阴郁、压抑、黑暗。看这样的电影，除了心情很久无法快乐之外，留不下什么有益的东西。

我无法解释。对于出生于一个500多年没有遭遇外敌入侵的国家的人，对于一个生活安逸平和、历史乏善可陈的国家的子民，我怎样才能用蹩脚的英语传达出70年前中国人所面临的那种国破家亡的绝望恐惧？怎样才能解释清楚中国人对“家”与“国”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执着？我自己又懂得多少，理解多少呢？

但是我知道，李安是懂得的，张爱玲是理解的。我从电影中能够感受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