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军政府一直对昂山素季，一位民选的前政府首脑，被称作亚洲民主女神的非暴力政治的代表人物，实行软禁。软禁期是6年。除了和她一起生活的保姆，别人不能出入。眼看着今年5月27日就要到期了，她有望重新走出家门回归社会，甚至参加明年的大选。那将对缅甸这个又穷又独裁还穷兵黩武的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谁曾想，就在软禁马上要到期之前两周，一个美国人，从昂山素季家前面的一个湖潜水，游到她家，躲过监视，拜访了她，逗留了一个晚上。这件事，给了缅甸当局以口实，认定昂山素季违法，对她重新审判。如果罪名成立，可能要判入狱5年。

这个美国人叫约翰·威廉姆·叶涛（John William Yettaw），53岁了，但路透社报道说他是一个大学心理系的学生。

我真不明白，如果是年轻人，鲁莽尚有可原；这么大岁数了，懂不懂点政治啊？有没有点政治头脑啊？唯恐天下不乱怎么的？

 

居住在密歇根州的凯瑟琳·蕾妮·奎尔斯（ Qualls）和住在华盛顿州的迪安·谢弗（Shafer）本来互不认识，但是，两个人的命运线却因为56年前的一个偶然的差错而交织在一起。56年前的5月3号，她们同一天出生在密歇根州一家叫Pioneer Memorial Hospital（先驱者纪念医院）的小医院里，洗完澡后，阴差阳错，两个小婴儿被护士抱给了对方的母亲。

56年中，她们在对方的家庭中各自长大，结婚生子，如今都已经为人祖母，双方的父母也都已去世。就在前不久，从一个不久于人世的、未被透露姓名的知情老太太口中，两个人知道了实情。她们一起去做了DNA，证实老人所言不谬。

 “原来我的人生不属于我自己。”得知真相后，迪安伤感地说。

这起事故的“肇事者”先驱者纪念医院得知此事后已经进行道歉，并表示愿意承担DNA检测的费用，但凯瑟琳和迪安都拒绝了。她们表示虽然感到震惊，但两家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事情也已过了56年，她们不愿再去想这件事情。

5月3日，她们一起开了庆生会。

迪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都会更积极地朝前看。你不能回头，那一切都让人觉得疯狂。”

这件事先是被地方报纸报道，很快，两家人就被蜂拥而至的媒体记者包围了。他们还将飞到纽约，作客ABC的“早安美国”节目。

前几年，我所在的栏目好像也报道过抱错孩子的事情。而且还是连环错。细节我有点记不起清了，就上网搜了搜，原来是2002年发生在吉林通化的案子。当年还上了《实话实说》。至今好像还有一家孩子错着。《8个孩子抱错仨， 通化串子案立案索赔380万》。一位叫钟雪灵的记者跟踪采访一年半，写出了系列报道。文字和采访都很扎实。

上网搜时，我惊奇地发现，这样的事情还真多：

 

2006年10月，19年前抱错孩子 两家庭演绎人间真情却难掩气愤

2007年7月，孩子被抱错21年 两家向医院索赔百万

2008年1月，医院疏忽导致两家抱错孩子 16年后获赔30万

2008年8月，抱错孩子14年，家庭联盟难解亲疏之痛 索赔精神损失费90万元

2008-11，抱错7年后孩子重认爹娘 两对夫妇将医院告上法庭

 

这几桩案子有个共同特点，也是和发生在美国相似事件的不同之处，就是当事人全部都告上法庭，要求医院赔偿。

在这样的事件里，很多失去的东西是钱无法补偿的。我想，也许只是当事人不知道还能用什么办法抒解内心的郁愤和哀伤。

我没权利说中国人计较，就知道打官司要钱。说这话太没良心。我想也许美国的错子案毕竟过去的时间太久，两个人已经走过了人生大半，人生已经定了型，并且两个人的生活水准没有多大的落差。而中国的案例最久的不过21年，人生才刚刚展开，就忽然发现，从根上就长错了。将心比心地想一下，那种血缘的纽带被撕裂的疼痛感，实在是可以对人生产生幻灭感的。

你说，这样的时候，是知道真相好呢，还是将错就错下去呢？那个将死的老太太，如果把这一秘密带到天国，又能怎样呢？

 

 

新闻学院的Finefrock教授在他的课上曾说过，在美国，每一桩杀人案，都会在媒体上披露。我当时不信：那该多影响社会稳定啊，让外国人以为这里暴力横行、每天都有人死于非命、人人自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特意又问了一遍，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杀人凶手都能被抓到，也并不是每一个凶手都能被《纽约时报》这样的严肃大报报道。所以，当该报在一版在两周内登载了两个凶手（嫌疑人）的照片，我就猜测，这后面一定有不寻常的故事。

第一张照片，是一个叫菲利普·马可夫（Phillip Markoff）的波士顿年轻人，22岁，金发，面孔英俊，个子很高，比站他旁边的看守高出一头还多；他出身富裕家庭，热爱运动，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医学院毕业，正在和未婚妻筹划婚礼，连婚礼蛋糕都订好了。一切看上去都很完满，顺心如意，锦绣前程正在眼前展开。

而检察官的起诉书中却认为，“马可夫先生是这样一个男人，他想通过伤害女人而获得好处，他殴打她们，抢劫她们”。4月初，他通过网络分别预约了两名按摩女郎，到他预订的高档旅馆房间为他服务。然后，用绳子捆绑了她们，洗劫了她们。其中一个女子不甘被劫，进行反抗，被他连击三枪，不治而亡。

这两种描述反差太大，很难整合到一个人身上。这也是这桩案子被媒体广泛报道、引起广泛讨论的原因。要么，他是无辜的，被冤枉的；要么，在他光鲜的外表下，包藏着一颗阴暗的心。他的律师和未婚妻坚持前者；而警察掌握的证据倾向于后者。

每个人都会问，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要拿自己远大的前程来冒险？

有一个现成的答案，虽然他的律师并不认可：他沉迷赌博。就在被害人死后两天，马可夫在一家赌场赢走了5300美金。他是在和未婚妻去另一家赌场的路上，被警察逮捕的。在他身上发现了1000美元现金。

第二张照片，应该说是一系列照片，是一个叫小约翰·托马斯（John F Thomas Jr.）的男子，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2009年，半个世纪里在警察局留下的不同年龄的照片。如今他72岁。他这一生，不到20岁开始结缘监狱，进去又出来，出来又进去，在狱中前后度过了二十多年，涉及抢劫、强奸、非法持有枪支等十数项罪名。他曾被海军开除；被枪击过两次，其中一次是警察为制止他正在实施的强奸而向他开枪。他结了5次婚，有多少儿女恐怕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从正常人的角度看，这已经是一个失败的、失控的、乱糟糟的人生。雪上加霜的是，最近，在一次例行的对曾经的强奸犯提取DNA的检查中，洛杉矶的警官惊讶地发现，他的DNA数据，和上世纪70、80年代闻名一时的西洛杉矶系列强奸杀人案相关。他很有可能是那一时期将近30起至今未破的凶杀案的主犯。果真如此，他将因为杀人数量第一而名留洛杉矶地方史。

看着这几张照片上他日渐变老的脸，我想，这就是一张魔鬼的脸啊。这就是一个人渣儿啊。

有人习惯于从社会层面去挖掘犯罪的根源，比如他12岁就父母双亡；比如他成长的年代，黑人还在遭受种族歧视；比如他可能有精神隐疾得不到治疗。但是，但是，这些可以是促成犯罪的因素，却不是他犯罪的理由。

那么，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不知道。

他来到这是世界上，仿佛就是为了带来罪恶、恐怖、黑暗、和死亡。从他身上看不到一点正面的、积极的、阳光的、有价值的、善的踪影。他是从地狱来的吗？

虽然，杀一个人和杀很多人，都是一样的，手上都已经沾满了血，都已经迈过了那条人与恶魔的界限，再也回不来了。但是，又是不太一样的。从第一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人性中的弱点，就可能导致铤而走险，把一个阳光的大男孩变成杀人凶手。可见做人、做个好人多不容易，多凶险啊。

而这个连环杀人强奸犯的人生，已经超出了我对人性的理解，我已经得不出什么结论了。

 

前两天，和Peter因为起名字的事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争论，持续了好几天，至今没有尘埃落定。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北京一个22岁女孩，有个罕见的名字，叫Ma Cheng。不要以为是马诚，或者马骋，如果这么简单就吵不起来了。她叫“马（马马马）”，好吧，我承认，我电脑里的Google拼音和微软拼音都打不出这个字，这也是她的名字惹麻烦的原因。描述一下，顺便长点学问：这是由三个马字一并排组成的一个字，念cheng，二声，战马奔腾驰骋的意思。是她那爱钻故纸堆的祖父，不知从哪本古字典里找到的，很像某位古人生造出来的一个会意字。

我虽然不喜欢生僻的名字，好像故意难为人似的，但也没觉得大逆不道：起什么名字是人家家长的权利。当然，我周围偶尔也能遇到名字生僻的人，刚开始比较尴尬，念不出来，但认识了之后也会觉得印象深刻。这也是女孩祖父给她起这个名时的初衷。在中国，有1700万人姓马，是第13个大姓。把几万个汉字全部用上，也还是会有很多重名的。在这么普通的姓后面，选这样一个别致的古字当名字，不仅不会重名，还会让人过目不忘、印象深刻，“一马当先”。

但是，她的名字别致得过了头。当她去更换第二代身份证的时候，被告知，字库里没有这个字，想要身份证，就得改名字。问题是，如果她真的改了名字，那她的护照上的原名字是不是也要改呢？她用原名的毕业证、学位证会不会被人当作是假的呢？况且，你字库里没有这个字，那是你的问题，凭什么让我改名字？

这就是《纽约时报》上一篇报道的内容。该报把它放在一版上，很有分量的样子。看完之后，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看，在中国，本该为公民服务的政府部门，因为自己不方便，就要公民改名字。

我以为Peter看完之后会和我得出相同的结论。没想到，他却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在瑞士，父母的确是不能随便给小孩起名字的。如果政府官员认定，父母给孩子起的名字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不利影响，就会拒绝给孩子登记。

他举例说，几年前，一对瑞士父母准备给刚出生的孩子起一种当地威士忌酒的名字，叫什么来着，结果被拒绝，官员认为，孩子顶着这样的名字，成长中可能会遭到别人的耻笑，他会因此承受痛苦。这对父母坚持用这个名字，双方僵持不下，只好到法庭解决问题。结果，法院支持了政府官员的观点。

我大为惊讶，在瑞士这样号称有着数千年民主自治传统的国度，政府竟然还会对公民给孩子起名字这样天经地义的私权利强加干涉。

“不对，起名字不是你的私权利，因为孩子不是你的私有财产。”Peter不同意。他解释说，就如同家长打孩子是违法的一样，警察也会上门制止的。

我退一步说，好，就算政府有权拒绝对孩子成长不利的名字，但是，凭什么来认定哪个名字对孩子有利，哪个不利呢？叫威士忌不可以，叫白兰地是不是就可以呢？谁说了算呢？

Peter说，如果家长和政府官员意见不同，那就上法院好了。

“可法官又如何界定呢？”我继续抬杠。

Peter把肩一耸，又一耸，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传统。在文化和传统的语境下，总有一个共同接受的底线。那就是法官判断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很多移民进入瑞士，很多对本地人来说古怪、难读的外国名字也渐渐被接受了。但是二战之后，想给孩子起名叫“希特勒”，却是不可以的。

这太不好接受了。照这样说，很多中国孩子叫狗剩子、二狗子、三胖子什么的，都该被禁止了？那，那位叫“刘昌富”的，顶着这个名字得遭多少窃笑，他的名字能够被登记，是不是应该算官员渎职了呢？还有，叫于丹就没问题，可我以前的一个同学，叫“纪丹”，常被人谐音“鸡蛋”，是不是被允许呢？至于那些叫“李宏志”的无辜同志，又该如何呢？

Peter无可奈何地说，他不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有自己的历史传承，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比如，中国的姓很少，百家姓也不过400多个；全靠名字来彼此区分。起名字是家长的一大任务，孩子的名字也是考研家长智慧、表达家长的希望的机会；不像在基督教国家，姓什么，五花八门，（竟然还有姓“垃圾Garbage”的，照我看，这倒是该禁），名字却只有那么几百个，多是从圣经上来的，家长一般就是挑一个现成的给孩子就行了。想想看，单单叫Peter的人，不就海去了。

《纽约时报》上的那篇文章也说，中国的前100个姓，涵盖了85%的人口；而美国却有70000个姓氏，涵盖了90%的人口。美国的人口还只是中国的1/5。

所以，Peter认为，马小姐名字这事，其实就是文化差异的问题。这篇文章把这件事上升到人权的高度，未免小题大作，政府应该对名字登记加以管理。

以往，我和Peter辩论，多是我在维护中国利益，而他站在反对的立场上；这次可好，他反而站在中国政府一边，我倒成了反对派。

过了几天，6号一大早，Peter就得意洋洋地举着报纸冲我说，“Big News，Big News”，我当出什么大事了，原来，《纽约时报》上又登一篇文章，说德国高等法院刚刚审理了一桩名字官司，拒绝了一位母亲想把自己的孩子叫做“Frieda Rosemarie Thalheim-Kunz-Hallstein”的企图，认为这个名字没意义，无法拼读，难以记忆。并就此规定，给孩子起名字，不能超过三串字符。

看着Peter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情。我恨恨地想，可惜我已经没有再给孩子起名字的机会，不然，我倒真想给孩子起个古怪名字，看看究竟是谁，能管我姓甚名谁?

 

 

猪流感刚来，《纽约时报》就发了这一篇关于吃红肉（猪、牛、羊）会给健康带来损害的文章。看似不经意，实则经意。

4月27日《纽约时报》健康版

Paying a Price for Loving Red Meat

爱吃肉就要付代价

There was a time when red meat was a luxury for ordinary Americans, or was at least something special: cooking a roast for Sunday dinner, ordering a steak at a restaurant. Not anymore. Meat consumption has more than doub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st 50 years. Skip to next paragraph

有一个时期，吃红肉（指猪、牛、羊肉）对普通美国人来说还很奢侈，或者说至少是很特别的：为周日晚餐准备烤肉；在餐馆里点一份牛排，也就这些，没有更多的了。但是在过去50年里美国的肉类消费翻了一番还多。

Now a new study of more than 500,000 Americans has provided the best evidence yet that our affinity for red meat has exacted a hefty price on our health and limited our longevity.

现在，一项有50多万美国人参加的新研究项目，提供了最好的证据，证明对红肉的偏爱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健康代价，并限制了我们的寿命。

The study found that,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the men and women who consumed the most red and processed meat were likely to die sooner, especially from one of our two leading killers, heart disease and cancer, than people who consumed much smaller amounts of these foods.

这项研究发现，在其他情况等同的条件下，消费红肉和加工肉类食品最多的男人和女人，比那些吃肉少得多的人更容易早死，尤其可能死于两个主要杀手中的一个：心脏病和癌症。

Results of the decade-long study were published in the March 23 issue of The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The study, directed by Rashmi Sinha, a nutritional epidemiologist at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involved 322,263 men and 223,390 women ages 50 to 71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AARP Diet and Health Study. Each participant completed detailed questionnaires about diet and other habits and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smoking, exercise, alcohol consumption, education, use of supplements, weight and family history of cancer.

这项历时10年的研究结果，发表在3月23号的《内科医学档案期刊》（The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上。这项研究由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的营养流行病学家拉什米·辛哈（Rashmi Sinha）领导，涵盖了参加国家健康研究所“AARP（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美国退休者协会）饮食与健康研究项目”的322263名男性和223390女性，年龄从50岁到71岁。每位参加者都填写了一份详细的问卷，涉及饮食和其他生活习惯及特征，包括吸烟、锻炼、饮酒、受教育情况、补充剂使用（如维生素C等）、体重和家族癌症史等等。

Determining Risk

明确的风险

During the decade, 47,976 men and 23,276 women died, and the researchers kept track of the timing and reasons for each death. Red meat consumption ranged from a low of less than an ounce a day, on average, to a high of four ounces a day, and processed meat consumption ranged from at most once a week to an average of one and a half ounces a day.

过去10年间，47976名男性和23276名女性死亡，研究者们对每一起死亡的时间和死因都进行了跟踪。界定了他们红肉消费的范围，从每天少于一盎司（一盎司约等于28克，50克等于一两）的低水平，到平均水平，到每天高于4盎司的高水平，以及加工肉类食品的消费范围，从最多的一周一次，到每天1.5盎司的平均水平。

The increase in mortality risk tied to the higher levels of meat consumption was described as “modest,” ranging from about 20 percent to nearly 40 percent. But the number of excess deaths that could be attributed to high meat consumption is quite large given the size of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与较高水平的肉类消费相关联的死亡率风险的增加，被描述为“适中的”，范围在20%左右到接近40%。但是由于高肉类消费导致的超死亡数量在现有的美国人口规模中却相当大。

（很拗口，再翻译一下：多吃肉导致的死亡率并不算高，也就20%到40%。但是一旦乘以美国的人口基数，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

Extrapolated to all Americans in the age group studied, the new findings suggest that over the course of a decade, the deaths of one million men and perhaps half a million women could be prevented just by eating less red and processed meats, according to estimates prepared by Dr. Barry Popkin, who wrote an editorial accompanying the report.

这项新研究指出，由此推算所有这一年龄段的美国人，10年时间内，只要少吃红肉和加工肉类食品，就可以避免100万男人和50万女人的死亡。柏瑞·波普金博士（Dr. Barry Popkin）在提交评估报告的同时还写了一份评论。这一数据就来自这份评论的估计。

To prevent premature deaths related to red and processed meats, Dr. Popkin suggested in an interview that people should eat a hamburger only once or twice a week instead of every day, a small steak once a week instead of every other day, and a hot dog every month and a half instead of once a week.

为预防与红肉以及加工肉类食品相关的过早死亡，波普金博士在接受采访时建议，人们应该每周、或每两周吃一次汉堡包，而不是每天吃一次；每周吃一次小份牛排，而不是每两天吃一次；每一个半月吃一次热狗，而不是一周吃一次。

In place of red meat, nonvegetarians might consider poultry and fish. In the study, the largest consumers of “white” meat from poultry and fish had a slight survival advantage. Likewise, those who ate the most fruits and vegetables also tended to live longer.

为了替代红肉，非素食者可以考虑禽肉和鱼。研究中，吃家禽和鱼肉这样的“白肉”最多的消费者，有一个微小的幸存优势（真别扭）。同样的，那些吃最多水果和蔬菜的人也倾向于活得更长。

Anyone who worries about global well-being has yet another reason to consume less red meat. Dr. Popkin, an epidemi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said that a reduced dependence on livestock for food could help to save the planet from the ravaging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global warming and the depletion of potable water.

任何一个关心全球福祉的人也有另外一个理由减少红肉消费。北卡罗莱纳大学的流行病学家波普金博士说，减少对牲畜产品的依赖能够帮助减少环境污染带来的破坏，帮助改善全球变暖和饮用水损耗，拯救我们的星球。

“In the United States,” Dr. Popkin wrote, “livestock production accounts for 55 percent of the erosion process, 37 percent of pesticides applied, 50 percent of antibiotics consumed, and a third of total discharge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to surface water.”

波普金博士写道：“在美国，牲畜产品导致了55%的土壤侵蚀，50%的抗生素消费，和1/3水体表面的氮磷排放。”

Finding a Culprit

发现一个罪犯（揪出这个罪犯）

A question that arises from observational studies like this one is whether meat is in fact a hazard or whether other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meat-eating are the real culprits in raising death rates. The subjects in the study who ate the most red meat had other less-than-healthful habits. They were more likely to smoke, weigh more for their height, and consume more calories and more total fat and saturated fat. They also ate less fruits, vegetables and fiber; took fewer vitamin supplements; and were less physically active.

这次观察研究也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吃肉真的很危险吗？或者，是否其他和吃肉者有关的因素才是真正的导致死亡率上升的凶手？那些吃最多肉类的研究对象，也有其他的不利健康的习惯。他们更可能吸烟，超重，消费更多卡路里、全脂肪和饱和脂肪。他们也吃较少的水果，蔬菜和纤维；摄取较少的维生素，较少身体运动。

But in analyzing mortality data in relation to meat consumption, the cancer institute researchers carefully controlled for all these and many other factors that could influence death rates. The study data have not yet been analyzed to determine what, if any, life-saving benefits might come from eating more protein from vegetable sources like beans or a completely vegetarian diet.

但是在对与肉类消费相关的死亡率数据分析中，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已经精心地控制了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很多能够影响死亡率的因素。研究数据还没有来得及加以分析，以确定，究竟是什么，使得吃更多来自豆类或全素饮食的蛋白质对生命健康有好处。

The results mirror those of several other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that have linked a high-meat diet to life-threatening health problems. The earliest studies highlight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aturated fats in red meats to higher blood levels of artery-damaging cholesterol and subsequent heart disease, which prompted many people to eat leaner meats and more skinless poultry and fish. Along with other dietary changes, like consuming less dairy fat, this resulted in a nationwide drop in average serum cholesterol levels and contributed to a reduction in coronary death rates.

研究结果也印证了近年来的其他几项关于高肉饮食和影响生命健康之间关联的研究。最早的研究突出强调红肉中的饱和脂肪、和血液中能够损害动脉的较高胆固醇水平、以及随之而来的心脏病之间的关系，结果促使很多人开始吃瘦肉和吃更多去皮的家禽和鱼肉。除了如消费更少的牛奶脂肪等其他饮食改变外，这个结果使得全国范围内平均血清胆固醇水平下降，并降低了冠心病的死亡率。

Elevated blood pressure, another coronary risk factor, has also been shown to be associated with eating more red and processed meat, Dr. Sinha and colleagues reported.

高血压，另一个冠心病的风险因素，也被发现和吃更多的红肉和加工肉类食品有关，根据辛哈博士和同事们的报告。

Poultry and fish contain less saturated fat than red meat, and fish contains omega-3 fatty acids that have been linked in several large studies to heart benefits. For example, men who consume two servings of fatty fish a week were found to have a 50 percent lower risk of cardiac deaths, and in the Nurses’ Health Study of 84,688 women, those who ate fish and foods rich in omega-3 fatty acids at least once a week cut their coronary risk by more than 20 percent.

和红肉相比，家禽肉和鱼肉含有较少的饱和脂肪，而且鱼肉还含有Ω3脂肪酸，在几项大型研究中都发现这种脂肪酸对心脏有好处。例如，研究发现，一周吃两次多脂肪鱼肉的男人，死于心脏病的风险比平均水平低50%。参加“护士健康研究”的84688名女性中，那些一周至少吃一次鱼肉或者富含Ω3脂肪酸食物的人，可以减少超过20%的冠心病风险。

Ties to Cancer

和癌症相关

Choosing protein from sources other than meat has also been linked to lower rates of cancer. When meat is cooked, especially grilled or broiled at high temperatures, carcinogens can form on the surface of the meat. And processed meats like sausages, salami and bologna usually contain nitrosamines, although there are products now available that are free of these carcinogens.

选择除肉类以外的来源以获取蛋白质，也被证实和较低的癌症发病率相关联。当肉食被烹饪的时候，特别是经过高温烧烤的时候，可以在肉的表面形成致癌物。加工肉类食品，像香肠、意大利腊肠和大腊肠，通常含有亚硝胺，虽然现在有不含这些致癌物的产品可供选择。

Data from one million participants in the European P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Into Cancer and Nutrition trial found that those who ate the least fish had a 40 percent greater risk of developing colon cancer than those who ate more than 1.75 ounces of fish a day. Likewise, while a diet high in red meat was linked to an increased risk of prostate cancer in the large Selenium and Vitamin E Cancer Prevention Trial, among the 35,534 men in the study, those who consumed at least three servings of fish a week had half the risk of advanced prostate cancer compared with men who rarely ate fish.

 “欧洲人癌症与营养远景调查”研究项目对100万参与者的调查数据显示，那些吃最少鱼肉的人比那些每天吃1.75盎司鱼肉的人患结肠癌的风险高40%，同时，“硒与维生素E的癌症预防实验”大型研究项目发现，高红肉摄取量的饮食和前列腺癌风险增加相关。研究中的35534名男性中，那些一周至少吃三次鱼的人，比那些很少吃鱼的人，患晚期前列腺癌的风险少一半。

Another study, which randomly assigned more than 19,500 women to a low-fat diet, found after eight years a 40 percent reduced risk of ovarian cancer among them, when compared with 29,000 women who ate their regular diets.

在另一项研究中，随机分配19500多名女性食用低脂饮食， 8年之后发现，和29000名吃正常饮食的妇女相比，她们中卵巢癌的风险减少了40%。

 

本州州长施瓦辛格先生不久前去科罗拉多州阿斯潘（Aspen）滑雪时，偶尔走进了一家艺术品画廊，被一头硕大的铜塑灰熊吸引住了。

“突然间，我脑子里出现一幅画面：这头大熊被安置在我首府办公室前面，而孩子们坐在上面，这多酷啊。”施公说。

于是他用自己的钱付了2万美金，买下这头大熊，又花了好大一笔钱把它运走。现在这头大熊就安置在加州首府加沙缅度施公办公室外，和他梦想的一样。

“每个人都喜欢它。有那么多的孩子骑着它，它太吸引人了。”

以上就是《纽约时报》4月9号讲的一个小故事。我一边看一边狐疑，如此正面宣传本州州长，这还是《纽约时报》吗？

果然。在这篇不足300字的小文最后，引用了一位研究灰熊的专家的话，该专家在美国渔类和野生动物服务机构供职。他说，我喜欢加州州长把灰熊雕塑置放在首府的主意，“特别是当该州一边把熊画上了州旗、一边把它们在现实中赶尽杀绝的时候。”

灰熊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再没有在加州出现过。而加州的州旗的确是一头灰熊。

你看，我就知道，在美国，别指望媒体对政府官员会有一点慈悲心。他们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对其揶揄、讽刺、批评、指责、调查、抗议。

你若对此不习惯，他们还挺不理解——媒体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上文说到，美国保险业巨头AIG公司一中层小干部德森提斯，在“红包风波”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站出来为自己和同事的拿钱行为辩护，惹来众多口水。不过，德森提斯毕竟辞的是自己的职，拱手送还的是自己的钱，虽说矫情，毕竟敢于站出来，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真实的想法，也还算有胆量。而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森福德（Mark Sanford），也把一大笔钱，有8亿美元，拱手送还了。但这钱却不是他自己的，而是联邦政府给南卡罗来纳州的专项扶助款。

事情是这样的。在奥巴马政府7870亿美元刺激经济的计划里，有536亿美元是直接给各个州的。对于这笔钱的用处也有比较严格的规定，大部分用于公立学校；少部分用于公共安全和其他政府服务项目。主要目的是帮助那些因为州政府财政困难而被削减经费的大中小学改善设施，维持现有水平，不裁教员。我女儿的学校已经收到Pink Clip（辞退信）的三位老师，就因为这笔钱得以继续留任。那的确是三位非常好的老师。

想想中国的情形，当中央决定要上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时，多少地方政府官员云集北京，跑部口，挣项目，打破脑袋都想在4万亿里分一杯羹；而美国，情况大体也差不多。年初在华盛顿开年会时，各州州长都在想法子给自己的州多挣点好处，除了，除了南卡罗来纳。

分到南卡罗来纳州的这笔钱有8亿美元。考虑到南卡是美国失业率第二高的州，这笔钱怎么着也算雪中送炭吧？但是州长森福德根本不领情。从这项计划还在酝酿时，森福德就表示，最好别给我，给我我也不要。

当时和他一起威胁说不要钱的，还有德克萨斯州(Texas)，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和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的州长，当然清一色是共和党州长。但是最后，当计划获得国会通过，财政部准备发放这笔钱的时候，只有南卡州长森福德挺到最后，表现出很有气节的样子，坚持说，不要，南卡人民不稀罕。

这下把密歇根州（Michigan）的女州长格兰霍姆（Jennifer Granholm）乐坏了。密歇根州就是位居南卡罗来纳之上的全美失业率最高的州。听说南卡州长给钱不要，女州长马上对媒体表示，不要给我，不要给我，我们不嫌弃。

CNN的约翰·金（John King）连线采访他时，大屏幕上有三个数据，那是南卡三个高失业率的县，最高的19%还多，是全国平均失业率（09年2月8.1%）的两倍还多。他指着这组数据问森福德，你是怎么和这些失去工作的人解释你不要这笔钱的呢？

的确，给钱也不要，正像民主党参议员抨击的那样，把党派利益和自己的政治前途置于人民的就业、读书、看病这些基本利益之上，于情于理，都有点说不过去。就这，还想参加3年后的总统大选吗？

不过，我以为森福德毕竟是一资深政客，一次进入国会，两次当选州长。他还是共和党州长联合会的主席。一般来说这样的老牌政客不会太义气用事。他做出这等特立独行之事，总得有说得过去的理由。

那么森福德能拿得上台面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 3月20号，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算是一个比较全面的版本。

“南卡是债务大省，全国倒数第四。每年税收的11%要用来偿还债务和利息。”森福德说，如果把联邦政府给的这笔钱用来偿还和教育有关的债务，那么在未来两年就可以省下1.62亿元本金，在未来13年省下1.25亿利息支出。就好比尽早偿还抵押贷款，就能少付利息一样。他曾经问过奥巴马总统，能不能开个例外，把联邦政府给的这笔钱用来偿还债务，结果遭到婉拒。所以森福德就说，既然不能以我们想要的方式花这笔钱，那么还是不要为好。

不管什么方式，给钱总是好事。为什么不要呢？

森福德说，因为这钱我们花不起。为了配套联邦政府的资金，南卡要动用10%的州财政预算，这在历史上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而联邦政府的这笔钱只是一次性的，两年之后就没有了。到那时，南卡罗来纳还得寻找新的资金来源来维持已经被这笔钱提上去了的花钱水平，或者“咵嚓”一下掉下来。

咦，我看原文的时候觉得他说得挺在理的，怎么一翻译成了汉语，就觉得这理由站不住脚呢？比如，这笔钱可以用来帮助一个本来准备辞退的教师保住饭碗；但是，过了两年，这钱没有了，这位教师还是要被辞退。所以，还不如现在就辞退的好，省得两年后当州政府无力保住这位教师的饭碗时会遭抱怨。

这，这是理由吗？

森福德接着解释说，虽然意愿是好的，但联邦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会拖延本州重新振兴的计划。“它预先阻止了我们必须做的艰难决定。”说得文绉绉的，其实就是“拔苗助长”、“欲速则不达”的意思。作为一个笃信自由市场经济的保守派人士，他认为市场自有规律，有繁荣期，也有谷底期。对待市场经济，就应该像对待感冒一样，最好无为而治，等着它自己痊愈。人为的干预只会干扰市场的运转，最后拖延走出谷底的时间。

但是，市场经济跌入谷底，再从谷底爬出来，是要付出代价的。失业、收入下滑、贫困加深、公共服务减少、社会矛盾冲突……联邦政府给州政府的这笔钱，正是要在经济危机中保持公共服务水准，减少失业人口，缓解民生之痛。

当然，最先受到威胁的，总是社会上最脆弱的底层；如森福德这样来自一个拥有3000英亩大庄园的上层社会家庭，是不会有切肤之痛的。

森福德没有给出足够说服我的理由。我不得不倾向于认为，他出这个风头，考虑自己比考虑本州人民更多些。

我在南卡有个同学，她的丈夫就是个死硬保守的共和党分子。他们有三个正当学龄的孩子。我很想知道，当他所支持的本州州长做了有损他们和孩子的利益的事情时，他是否还会铁杆地支持他。

嗯，我这就打电话去。

 

 

 

美国AIG公司慷纳税人的慨，拿政府救济的钱给高管们发了1亿6500万美元红包，惹得天怒人怨，人人喊打。连着好几天，媒体上连篇累牍都是这事儿。

先是国会众议院火速通过了一项单单向这百十位拿了红包的主儿征收90%所得税的报复性法案；接着有人猜测，因为对此事失察，财长盖特纳（Tim Geithner）恐怕职位不保；不久总统奥巴马又表态，盖特纳没有职位之忧。新近丢了工作的郁闷人士也没闲着，专程到这些高管奢华的住宅区附近，一边痛心疾首地参观，一边大声抗议；纽约州总检察长安德鲁·寇默（Attorney General Andrew M. Cuomo of New York）也苦口婆心、恩威并施地劝拿了钱的人放弃红包，免得名单公之于众下不来台；于是又有好事之徒出来指责总统：检察长能劝说一半的AIG高管放弃红包，你怎么就不能做点什么来保护纳税人的钱呢？于是奥巴马又反唇相讥……吵来吵去，打来打去，好不热闹。

我一直比较好奇，外界喧喧嚷嚷，那些拿了大把银子的人，他们怎么想呢？接钱的时候，他们是否觉得底气不足呢？现在成了众矢之的，他们没觉得羞愧吗？

因为拿红包的人名单一直保密，也没指望能有人回答这些疑问。不成想，AIG金融产品部的一位副总裁杰克·德森提斯（Jake DeSantis），还真站出来说话了。《纽约时报》3月26号登了一封他给总裁爱德华·李迪（Edward M. Liddy）的辞职信，标题大概是编辑后加的：亲爱的AIG，我辞了！（ Dear AIG, I Quit!）这范儿，只有当年毛主席《别了，司徒雷登》可以并提。

总的说来，这是一封叫苦叫屈、为拿红包的人鸣不平的信。我没看出任何歉意、羞愧，甚至不好意思。去粗取精地整理了一下，大意是这样：

在AIG这11年，由于我辛勤工作，一年给公司赚1个亿，拿奖金也是理所当然。这笔钱是合同上清清楚楚写好的。在过去的一年中，AIG多次承诺会给我们这笔钱。于是我努力工作，加班加点，完全地履行了合同，所以这钱是我应得的。

现在，公司的另一个部门，信贷部，而不是我所在的部门，搞砸了，赔了钱，拖垮了公司。但责任不在我。一个水暖工修好了下水管，可是一个鲁莽的电工不小心走火，把整座房子都给烧了，你能让水暖工负责吗？所以我还是应该拿这笔钱。

外界给了我和我的同事们这么大的压力，可是你作为总裁却不为我们说话，不保护我们的利益，让我和我的同事生活在恐惧之中，每天都在担心名字被曝光，被外界羞辱。所以，我对你很失望。

因为公司经营不善，我已经损失了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红利，现在连我应得的也要剥夺。那好，我就索性把拿到的钱，税后款742006.40美元，全部捐给慈善机构，然后辞职走人。幸好，由于我这些年工作努力，所以我比别人赚得多，在经济不景气的当下还有足够的钱养家糊口。

（原文在这里）

看完这封信，我想，完了，就算拿了钱的人有委屈，想叫屈，也应该找个大气一点、老练一点的人出手；写这么酸不溜丢、自恋自怜、讨便宜卖乖、以退为进、明着叫苦实则炫耀的东西，不是请等着找骂吗？

果然，《纽约时报》第二天的读者来信专栏里传来一片骂声。第一封信来自加州。上来就说，AIG被伤害了的前副总裁行使了自己辞职的权利；可是成百万和他一样努力工作的人却不能像他一样潇洒地辞职，而是像狗一样被一脚踢开。另一个人也说，我也努力工作，我也加班加点，一天工作10个小时，可是却没人给我发红包，相反，我被辞退了。

指责和争吵也在网上蔓延。在《纽约时报》网站上，这封辞职信后的评论有900多条，看得我头昏眼花。有一个人针对“电工闯祸为什么要水暖工担责”这样的托词大加挞伐，说，电工和水暖工是不同的承包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而AIG却是一个整体，各个部门本是共进共退、同荣共苦。

我对这条反驳最赞赏，认为说到了点子上。那位年轻的部门经理拿出“电工和水暖工”当作理由为自己辩护，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CCTV着大火后，全台职工年年都有的“消防先进单位”的奖金今年肯定是泡汤了。如果有谁会跑去叫屈：嘿，大楼的火不是我放的，不是我的责任，我负责的办公室没着火，你还应该给我发奖金。你说，这对吗？

一出了事，先想着把自己摘干净，不仅不要担责任，还要得好处。自私不说，还贪婪。这种人，咱不和他玩。

 

Throwing the Book At Salt

纽约时报2009年1月27日

 

去年10月，托马斯·弗雷登博士（Dr. Thomas R. Frieden ）邀请最著名的一些加工食品商家共进午餐。菜单上有煎三文鱼和绿色沙拉，但是主题却是盐。

在战胜吸烟、反式脂肪和卡路里、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弗雷德森博士，纽约市健康和精神卫生部的专员，发动了一场新战役，那就是，降低美国人食品当中盐的用量。

不用藏起你的盐罐子，市政府的目的并不是人们放在餐桌上或者厨房里的佐料。那只占了人们食用盐量的11%，弗雷登博士说。他的目的是加工食品和大规模生产的餐馆食品，这些食品贡献了普通美国人食品中80%的用盐量。

当那些食品公司的老总们吃完了午餐，弗雷德森博士提出了他的设想：未来5年内，确定向人们的餐饮提供最多用盐量的食物，然后将用盐水平降低25%；10年之内，再降低25%。所有的竞争对手都要同时采取行动。

如果拒绝？

“如果几年之内不能取得进展，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其他办法，比如制定法规。”他在上周的一次采访中说。

弗雷登博士曾两次展开营养战争，将“制止反式脂肪”和“在餐馆的菜单上标明卡路里含量”扩展成全国范围的运动。这意味着不久你就可以听到更多关于盐的消息，尽管你已经吃了很长时间。

“有件事情很恼人，那就是，在纽约市，他似乎总能做成任何事他想做的，而纽约市又似乎是世界其余部分的样板。” 纽约餐馆联合会的查理斯·亨特（Charles Hunt）说。他也是向弗雷登博士的食品政策叫板的老手。

这场战争，不管怎么说，对弗雷登博士来说比标明卡路里含量和禁止反式脂肪好像更困难，不论从实践的意义上，还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说。

第一，盐很难从食品供应中取消。而且它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关联还较少被理解。除此之外，食品工业方面说，他们已经开始考虑设立用盐水平，那本是弗雷德森博士的机会，但他却想让主要的食品和餐饮公司在同一时间里做同样的事。

降低盐的消费，同时停止吸烟，这是广泛的公共健康努力，可以对最多人群有最大影响的两个领域。弗雷登博士说。

计划的关键之处在于逐渐减少用盐的水平。理论是，如果盐消失得足够慢，消费者不会注意到。

索尼娅·安吉尔博士（Dr. Sonia Angell），“城市心血管健康”组织的主任，说，我们已经创建了一个实在实在很“咸”的社会。我们得改变它。

因为，其他“营养罪犯”最近已经得到更多的关注，盐和反对它的事件已经隐退到背景中。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心脏研究者同意，高血压是导致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一个主要因素。对一些人来说，但并非每个人，盐导致高血压。虽然药物能够治疗高血压，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获得治疗。并且，虽然医生们多年以来一直告诫人们注意用盐量，但是似乎并不起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弗雷登博士说，一场悄悄的、大规模的减少用盐水平的运动，也许更有效。“偷偷地健康”，他们愿意在部里这么称呼它。减少用盐量50%，那么每年15万美国人的生命可能被拯救。他说。

这个计划效仿了英国的相同计划，其目标在于为某些食品种类设立盐的减少量。第一批嫌疑者包括起司，早餐麦片，面包，意大利通心粉和面条产品，蛋糕，调味品和汤。最终的用盐量目标将考虑产品中的用盐量，还有人们吃多少这一种类的食品而制定。

这个想法并不是要迫使小面包师或者高端的大厨师长减少用盐的自由，健康官员相信，是那些大公司可以在盐的问题上施加最大的影响。

如果他们降低5%，那么就比丹尼梅耶（Danny Meyer）降低50%还多。健康部的一位相关专员杰弗里·考利（Geoffrey Cowley）暗指纽约的餐厅老板。.

虽然只拥有纽约市的司法裁判权，但是弗雷登博士已经在拟定“全国用盐减少倡议”的计划了，他得到了全国范围内6个其他健康部门和组织的支持，如“美国医学协会”。

为了把他的想法推广到纽约之外，弗雷登博士召集了一系列“盐谈”。第一个就是在去年10月晚些时候邀请一些公司如Unilever, PepsiCo and Goya 到 Gracie Mansion健康部去的时候。2月，他和他的健康部团队将要会见餐馆连锁店的领导人。

健康部的人认为那顿午餐获得了如此大的成功，以至于晚些时候他们喝酒庆祝。但是一些工业领导者却不这么看。一位不代表公司来谈论纽约健康部的食品加工业的执行官说：“我想说，到Gracie Mansion去的邀请并不太吸引人。那绝对有一种感觉，就是，别让我们羞辱你。（别给脸不要脸。）”

杂货制造商协会的科学政策、营养和健康副总裁罗伯特·厄尔（Robert Earl）说，他的成员更希望有一个全国范围的用盐战略，包括更宽泛的参与者，包括消费者和宣传组织。

还有其他问题。他说，让很多公司在同一时间做同样的事情可能有反托拉斯的暗示。并且需要更多的研究以理解什么是消费者想要的，以及减少用盐的复杂的健康含义。

我们需要更多历史眼光地、长期地看看这些事情。厄尔先生说。他的协会在一月12号发布了自己的指导文件。

联邦政府曾经争论用盐水平有好几十年了。1980年代，联邦饮食指南包括一项警告，反对过多盐量，不久，食品药品管理局又要求食品工业自觉自愿地在加工食品里减少用盐水平。

这没起作用。2000年，根据一项全国性的大型研究的最新数据，男人比1970年多消费了48%的盐，而女人多消费了69%。

这部分由于食物更咸了，不过也因为人们消费更多的卡路里。

麦克·杰寇博森（Michael Jacobson），科学服务公共利益中心的常务理事，也是一位高盐食品制造者的长期对手，变得非常沮丧，以至于2005年，他发表了一份报告，用了这样一个标题：“盐，被遗忘的杀手”。

联邦医学研究院有望于今年晚些时候发表一份关于盐的摄取量的综合研究，可能会影响国家饮食指导方针。

目前的指导方针建议人们每天吃不超过2300毫克的盐（尽管在食品标签上的用盐上限是2000卡路里饮食的用盐量是2400毫克）。那大概是一茶勺盐，也是一半的人实际的用盐量。那些有高血压倾向的人，比如非洲裔美国人和老人，被建议吃更少的盐。

食品工业，同样，在减少用盐量上倾注了新的能量。杂货制造商团体和全国餐馆协会最近各自召开了盐会议。两次集会都把寻找一条好的盐的替代品作为中心议题。

坦白地说，在食品工业中，很多年以来，这已经成为一个必杀技了。卡夫食品的资深副总裁托德·亚伯拉罕（Todd Abraham）说。

卡夫自己就已经花费2000万美元用于减少盐用量的研究，研究可以阻碍味觉感受的化学物和实验用酵母或者钾来作为盐的替代物。

减少像薯条中的用盐量说起来相对容易，但是那些薯条，当它们尝起来咸一点的时候，一般来说包含着比其他东西如松饼要少的盐。因为在加工的包装食品里，盐的角色并不仅仅是口味。它帮助面包发酵，帮助烤制食品褐变。盐在香肠和美国起司中帮助乳化配料，不使病原体接近。

即使如此，在同一种产品中，盐的水平还是可能有极大的差异。例如，“三木的选择”稠酱汁和“创机”沙司，就比“穆尔格林”有机沙司多大约一倍的盐。

在技术障碍之外，弗雷登博士还遭遇了来自科学领域的阻力。一些医学研究者质疑，当减肥和戒烟将要在国家的心脏健康问题上起更大作用的时候，大范围地减少用盐量是否是最好的花费公共健康资源的方式。

基因规定，不同的人对盐有不同的反应。一些人对高盐量更敏感；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低盐水平可能不利健康。

但是公共健康官员说，有一种强烈的一致意见认为，盐导致更高的心脏病和中风的发病率。

对这种一致意见，麦克·阿尔德曼（Dr. Michael Alderman）博士，美国高血压期刊的主编，认为应该做更多的临床研究。而且，他说，饮食管理规则的野性翅膀并不是总能起作用。

甚至，在人造黄油中的反式脂肪，也曾经被健康官员推广作为更健康的黄油。结果是，反式脂肪比饱和脂肪对心脏健康更有害。

饮食是一项非常不可靠的复杂事务。阿尔德曼博士说。

 

伯克利本地报纸有好几种，有本市的，有本县的，还有邻市奥克兰的，都是免费的。据说这就是报业发展的方向：小报免费化，大报网络化。我常看的《伯克利行星报》（Berkely Daily Planet）介于两者之间：它的网络版每天更新，但纸质报纸一周才免费出一次。

去年12月有一周，《伯克利行星报》的头版头条用了一个吓人的标题：“市议会说，UC 伯克利的教授应该被判战争罪（Council: UC Prof Should Be Charged With War Crimes）。引得我很好奇，一个教授得犯多大的事儿才够得上“战争罪”呢？

UC伯克利法学院有个教授叫约翰·余（John Yoo），看名字，看照片，可能是个韩国裔。2001—2003年，布什当政期间，他在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任副助理检察官（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官不大，但责任重大，要协助联邦检察官为“布什总统和所有行政机构，包括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提供法律咨询”。这期间，2003年，他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为美国在海外的一些战俘营虐囚事件，比如古巴的关塔纳摩监狱虐囚事件，提供法律解释。大意是说，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要通过正当的法律手续）和《第八修正案》（防止政府使用残忍和非正常的惩罚手段）并不适用于在美国海外战俘监狱中的虐囚审讯，因为审讯的对象是关押在美国领土之外的战争中的敌方战斗被俘人员。备忘录解释说，联邦“刑事制定法”（Positive Law）关于身体攻击和其他有关身体的犯罪不适用于被授权的军队在海外的审讯。禁止虐待战俘的《日内瓦公约》也不适用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

这份备忘录被当时的美国司法部采纳，递交给总统布什，布什也签署了它，作为美国政府对“虐囚事件”的官方法律解释。但是关塔纳摩虐囚的照片已经通过互联网传遍地球各个角落，举世震惊。布什政府最后给出这样一个解释，显然不能“以理服人”。结果，“虐囚备忘录”引来了巨大的抗议浪潮，从国内到国际，搞得美国政府极其被动。这份备忘录也和关塔纳摩一样，变得“臭名昭著”，一提起它，总要在前面加上“infamous”(臭名昭著的，可耻的)。2年后，美国政府不得不撤销了这份备忘录，而起草他的约翰·余，此时已经到UC伯克利当上了法学院教授。

你知道，伯克利，那是相当激进、相当反战的城市。说一件事你就会有感性认识了。美国海军在伯克利市中心有一个征兵宣传办公室，驻了也有年头了。2008年2月，忽然听说伯克利市政府8：1投票通过了一封信，信中说，伯克利不欢迎你这个办公室，请离开。理由是，伯克利不赞同美国军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不希望和这样的战争扯上关系。信还没发，消息却很快传开了。结果惹恼了那些“拥军爱国”的人们。很多人从其他的州开车、甚至坐飞机到伯克利，赶在市议会对这封信进行再次投票表决之前举行抗议，试图改变投票结果。而伯克利本地市民和反战组织也不是好惹的，他们也组织了强大的示威队伍，赶来助威。结果两相遭遇，就在市议会前的和平广场摆开了对抗的阵势，而车来车往的马丁路德金路就成了“楚河汉界”。双方举着各种标语牌，各色旗帜也舞个不停，喊着口号互相攻击，一副水火不容的架势。媒体也赶来凑热闹，各家电视台的转播车一溜排开，不知道哪家的直升飞机在天上转悠了一整天。

到了晚上，市议会终于开始开会投票了。而议会外面双方的斗争也进入白热化，连写着“和平墙”的路标都给烧了。最后的投票结果，伯克利市议会放弃了这封信。但是，可但是，不要以为反战一方因此就失败了。议会在允许海军征兵办继续驻扎伯克利的同时，还允许一家著名的反战组织“红粉电码（Code Pink ）”每周三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征兵办马路对面的停车场驻扎，没有噪音限制。这就意味着，伯克利允许对海军征兵办公室进行高分贝骚扰。这个“红粉电码”就是最初倡议并起草给海军发信的那家机构。你想，每周一次，每次4个小时的没有噪音限制的反战宣传，征兵办还能征到兵吗？作为一个激进的、活跃的反战组织，它一定会充分利用这4个小时，想出100种花样来揶揄、抗议、阻挠征兵。

约翰·余到这样一个城市，哪里还有好日子过？他人到了伯克利，对他的抗议也开始了。不仅有人到他的家门口抗议示威，更有一家反战组织，“伯克利和平与正义委员会（Berkeley’s Peace and Justice Commission）”给市议会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市议会给联邦法院发建议书，建议法院治余教授“战争罪”。这份议案还同时要求UC 伯克利法学院给学生提供选择，使反感或不喜欢这位教授的学生不用因为他的课是必修课而必须选。

2008年12月8日，是市议会对这份提案投票表决的日子。晚上，可以自由旁听的议会会议厅坐满了人。其中两个人还穿着橙色的狱囚装，以此提醒人们受虐囚犯所遭受的痛苦。我说过，伯克利是一个相当“左”、相当激进、相当“自由化”的城市。常常以天下大事为己任。一般城市的市议会也就讨论一下道路修建啦，噪音扰民啦这样的议题。可是在伯克利，市议会常常要为全球气候变化、国家战争、国际人权问题表态。至于“虐待战俘”这样的议题，公众的态度完全是一边倒。在“公众评论”时段，一长串的发言者依次走到麦克风前谴责余教授的行为，说他是“虐囚将军”，封他为“虐囚啦啦队长”，一位妇女称他是“反对宪法的内部敌人”。
旁听席上群情激愤，吵吵嚷嚷，以至于市长汤姆·贝茨先生三次中断会议。他对观众说，“如果再不安静下来我就把你们这些人都赶出去。”“谁能把那个（制造噪音的）女人弄出去？”“如果再闹一次我就宣布休会，我们就把所有这些提案全抛脑后。”很像我的中学班主任。

市议员也一边倒。有的说，余教授并不只是搬个肥皂箱子或者作了个演讲那么简单，他是在政府任公职期间写出的那些备忘录，所以不能受“学术自由”惯例的保护。有的说，他写的这份东西带来了“身体的破碎，精神的破碎，信任的破碎。”

最后，一位叫安德森（Anderson）的议员开始发言了。他声音哽咽，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整个晚上，观众第一次安静了片刻。安德森说，“我在越南战争期间曾经亲眼见到虐待战俘，我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对我来说那根本不是学术训练。”他受到了全体观众起立鼓掌致敬。

最后议会以全票通过了提案，即，向联邦法院发出建议书，要求判处余教授战争罪。

至于联邦法院会不会接受这个提议，那就是他们的事了。

 

 

 

学会“scandal”（丑闻）这个词还是去年3月纽约州州长埃利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因为招妓之事被曝光，被迫下台的时候。9个月之后，伊利诺伊州州长罗德·布拉戈耶维奇（Rod R. Blagojevich）又因为试图卖官，让我复习了一下这个词。一年之内，两个美国省级领导干部都因为“scandal”相继被掀下马，一个是作风问题，一个是腐败问题。一再证明，金钱美女，美女金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绊马索”。

颇有才略抱负的埃利奥特·斯皮策因为不检点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除了成全了一个妓女、让她的价码窜上了天、还签约出书拍电视剧外，再没甚价值，很是可惜；相比而言，倚仗着老丈人的政治影响力而平步青云的罗德·布拉戈耶维奇，小人得志，难以长久，终因欲意拍卖奥巴马当选总统空出来的参议员席位而遭弹劾。虽然毁了他自己的政治前途，毁了妻子家族的政治声誉，却成全了一张报纸——《芝加哥论坛报》。

在美国联邦检察官列举的布拉戈耶维奇的几条罪状里，就有一条：对《芝加哥论坛报》施压，以撤销州政府财政支持相威胁，要求报社解雇社论主笔和评论版编辑。

布拉格耶维奇曾经对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哈里斯说，“我们的建议是炒掉所有那些人，让我们得到一些社论的支持”。他的妻子帕特里霞·麦尔(Patricia Mell)也对于该报纸 “赞赏有加”。当她的丈夫谈论《论坛报》的时候，她在后面大吵大嚷：拦住那个小崽子，她说，××他们（粗口屏蔽）。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卡尔（David Carr）在引用她的话之后，说，这是（对报纸）最高的赞美，如果不算不敬的话。

伊利诺伊州首屈一指的大报《芝加哥论坛报》到底哪得罪了本州州长夫妇呢？

从该州长上台伊始，《论坛报》就对他怀有戒心，数次批评他，不断地提醒读者，本州州长的主要兴趣并不总是在公众的利益上。后来还发表调查性报道，曝光了房地产商人安东·瑞兹寇（Antoin Rezko）行贿、洗钱、欺骗、敲诈的事实。在这个人的政治关系网中，州长布拉戈耶维奇以及当选总统奥巴马都赫然在列。安东·瑞兹寇很快被司法调查，最终被判16项罪名成立。即使在卖官丑闻被曝光、布拉戈耶维奇拼死抵赖的时候，这张报纸依然不依不饶，继续披露他的妻子接受超过70万美金的房地产回扣的事实。

想想看，在自己的辖制之内，有这么一张总是盯着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不听调遣、我行我素，同时神通广大、受人拥戴的报纸，那不就是眼中钉、肉中刺嘛。州长布拉戈耶维奇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正当《芝加哥论坛报》的上级单位论坛公司努力要把所属的一个棒球场卖掉的当口，布拉戈耶维奇威胁说要撤销政府对这个球场的财政援助，这样就很难卖上好价钱，除非……

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现任总裁萨姆·载尔（Sam Zell）或者其他任何报纸的管理者顺从了布拉格耶维奇的要挟。《芝加哥论坛报》的编辑格罗德·科恩（Gerould Kern）说：“自从我当了编辑，对于我们关于州长的报道，我们的社论版的位置安排，或者我们主编委员会的成员安排，我从来没有从任何方面受到过任何压力。”

这话放在平时，顶多算《芝加哥论坛报》财大气粗，没把州长的威胁放在眼里。但是，如果加上一个特定的背景，就知道报纸能做到这一点，是多么难能可贵了：就在布拉戈耶维奇卖官丑闻公之于众的前一天，《芝加哥论坛报》所属的论坛公司，刚刚向法院递交了破产保护申请。论坛公司下辖《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23频道电视台等11家大型媒体，算美国数得着的传媒巨头，但却因130亿美元的负债而宣布破产。

在美国，媒体没有向政治屈服的传统。

 

 

据说，美国总统上班第一天签署的文件、发布的命令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表明新政府将要着力塑造的形象、强调的价值观和优先考虑的议题。那么星期三，奥巴马到白宫上班的第一天，他发布了什么命令呢？

他发布的第一道总统行政令，不是人们预期很久的从伊拉克撤军，不是人们议论纷纷的关闭关塔纳摩监狱，也不是天天挂在嘴边的经济危机，而是“透明与符合道德行动”令。这一行政令主要包括，第一，冻结白宫工作人员的工资，然后按照降低的薪资标准发放；二，限制职业游说人进入政府，影响白宫政策；三，增加政府透明度。

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有权力的行政官员的第一天，奥巴马没有迫不及待地行使他的权力，相反，他签署的第一个命令，是一个自律的命令，降低薪水，拒绝官商勾结，开放信息。这第一道总统令，表达了奥巴马把建立一个谦逊、透明、高效、自律政府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

他说，透明度和法治，将是本届政府的试金石。

也许布什会不太高兴，他曾经发布行政令，允许卸任总统或者他们的继承人享有不公开文件记录的特权。但在这一新的行政令下，没有人再享有特权。奥巴马说，很长时间以来，这座城市有太多的秘密。从今天开始，每个政府部门和机构都要清楚，这届政府不会拒绝提供信息， 而将寻求开放信息。记者和历史学家因此喜出望外，被封锁的布什政府期间的文件档案将被解密。“再不能期望比这更好的了。”有人说。

前100名白宫新的行政官员的薪金将被降低，他们的平均年薪超过10万美元。奥巴马说，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华盛顿也应该如此。

长久以来，一些职业游说人周旋于商业公司和政府部门之间，被人称为“旋转门（revolving door）”，意即从这个门出来，又顺着同一个门进去。奥巴马制定了严格的限制措施，禁止从前的职业游说人进入相关的政府部门任职；他说，我当一天总统，你们就一天不能再为你从前的同事和老板说好话。

这就是奥巴马第一天做的第一件事。

我翻看新浪的奥巴马就职专题，没有人提及奥巴马的这第一道命令。媒体大炒他要在一年内关闭关塔纳摩，津津乐道于他的外交政策，猜测他未来的对华姿态，隔岸观火般地等他从伊拉克撤军，同时对他处理经济危机的措施“等着瞧”。

是的，从国家层面来说，也许我们和奥巴马政府还有很多利益冲突；但是，作为权力官员，作为政府管理者，是不是也可以从奥巴马身上看出点什么，学到点什么呢？

 

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让好几个普通人成了名人。最出名的当然是水管工乔（Joe the plumber）。在奥巴马和麦凯恩的最后一次电视辩论中，处于下风的老麦十数次提到水管工乔，以他的个人纳税负担为例向奥巴马发难，以图最后一搏。结果麦凯恩没能扭转颓势，却让乔一夜成名。Joe the plumber成了那两个月最热门的流行语。万圣节时，Poncho的好朋友Phoebe菲比的爸爸Mike麦克就化装成水管工乔的样子，跟在孩子们后面挨家讨糖。此后关于此人的新闻就不断占据公众注意力，好坏都有。先是说他根本不叫乔；又说他不是注册水管工，还欠税；后来说他要出书，书名叫“一个为美国梦而奋斗的水管工”。最新的消息是，他放下水管拿起笔管，当了记者，赴中东采访巴以战争去了。

乱糟糟的一团。新闻机器总是这样，发现一块好料，就一拥而上，一通猛捣，捣成浆糊，然后任你自己晾干，皱巴巴的一块，啥也不是。相比之下，安·尼克松·库柏（Ann Nixon Cooper），一位居住在亚特兰大、106岁的黑人老太太的故事就更阳光一些。她在竞选结束那天成了名人。

2008年11月4日晚上，奥巴马在芝加哥的一个公园里，对10万观众发表了胜选演说。最后部分，奥巴马以安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为例，通过她的视角，历数了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的进步和变化，把自己的竞选胜利拔上了历史的高度。

“今天晚上，我想到了她在美国过去一百年间所经历的种种：心痛和希望；挣扎和进步；那些我们被告知我们办不到的世代，以及那些坚信美国信条的人们，是的，我们能做到。

“曾几何时，妇女没有发言权，她们的希望化作泡影，但是安尼克松·库柏活了下来，看到妇女们站了起来，看到她们大声发表自己的见解，看到她们去参加大选投票。是的，我们能做到。

“当30年代的沙尘暴和大萧条引发人们的绝望之情时，她看到一个国家用罗斯福新政、新就业机会以及对新目标的共同追求战胜恐慌。是的，我们能做到。

“当炸弹袭击了我们的海港、独裁专制威胁到全世界，她见证了美国一代人的伟大崛起，见证了一个民主国家被拯救。是的，我们能做到。

“她见证了蒙哥马利公车上的种族隔离、伯明翰的民权运动、塞尔马大桥上的人权游行，一位来自亚特兰大的传教士[指马丁·路德·金]告诉人们：我们能成功。是的，我们能做到。

“人类登上月球、柏林墙倒下，世界因我们的科学和想像被连接在一起。今年，就在这次选举中，她用手指触碰屏幕投下自己的选票，因为在美国生活了106年之后，经历了最好的时光和最黑暗的时刻之后，她知道美国如何能够发生变革。是的，我们能做到。

（《华尔街日报》翻译版本）

铿锵有力的“yes we can”一个连着一个，鼓舞人心。安的名字也因此广为人知。第二天凌晨三点，她就起床接听电话。亲人朋友邻居，认识到不认识的，来自各地的电话都是向这位老人表达祝福和祝贺的。

就在奥巴马就职典礼举行前11天，1月9号安迎来了自己107岁的生日。《纽约时报》又发了一篇小文，《一个特殊的投票人，两个特殊的日子》。

安和做牙医的丈夫生养了4个孩子。现在，丈夫和3个孩子已经先后离世。但是她有“数不清的”重孙子孙女。她数次心脏病发作，投票前不久还摔断了屁股，只能坐着轮椅去投票站。但她顽强地等来了自己新的生日，也将等来新总统的上任。安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我还没到该死的时候，因为我还没看到一个黑人总统上任呢。”

说实话，我真喜欢这样的小新闻，小故事。从报纸上看到太多的令人不安和震惊的消息，丑闻，危机，战争，死亡，看到太多人性龌龊、丑恶、残暴的一面，读一读长寿如安的故事，心里会有一点安慰。对这个世界我们有太多的失望，有时候几乎没有耐心等下去，可毕竟有人安然地活到了头，看到了属于她的胜利。

安的庆生会是一顿丰盛的烤火鸡晚餐，20多位亲戚朋友赶来参加。包括亚特兰大市前任市长，也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安德鲁·杨。这位前大使、前市长每年都赶来给安祝寿，祝寿的方式就是给她的手镯施加一道新咒语。

安不想去华盛顿参加1月20号奥巴马的就职典礼。因为“我可不想挤在人堆里。”她将在家里通过电视看总统的就职仪式。平时，她的电视总是固定在“便宜有好货”（The price is right）节目上。

 

免费的本地报纸《伯克利星球报》（THE BERKELEY DAILY PLANET）上周发了一条讣告新闻，标题很简单：《米娅·罗德弗--希森，1968—2008》(Miya Rodolfo-Sioson, 1968--2008)。从题目上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读了两段就放下了，只知道这是一个和我同龄的残疾女性，致力于残疾人的人权事业，就在本月，死于乳腺癌。

后来，在鉴强家吃饺子，他拿着同一张报纸，指着这篇讣告新闻上的照片说，看看，这个女孩，就是当年卢刚杀人案中唯一的幸存者。

原来是这样。

回家找出报纸仔细读，果然，第三段就提到了1991年11月爱荷华大学的那场著名枪杀案。一个北大物理系毕业、拿着国家公派留学奖学金的博士生卢刚，用手枪先射杀了自己的博士导师和助理，接着射杀了另一名中国留学生，又射杀了系主任，之后又射杀了副校长，在副校长办公室，又向时任校长办公室秘书的米娅开了一枪，然后饮弹自杀。

这桩案子当时震惊全美，也震惊中国。2007年4月，当韩国裔美国学生在佛吉尼亚理工学院制造了32人死亡的全美最大枪杀案时，很多中国人都在庆幸，这一次不是中国人。每一次校园枪声，都让中国人想起卢刚凶案。

我在网上找到了关于此案的一些文字，（最感动人的一篇在这里）里面提到米娅时都是一笔带过，因为她是唯一不在卢刚的杀人名单上的人，也是六个受害者中唯一幸存的人。她比其他五个人多存活了17年。但因为子弹打中了脖子，伤到了脊椎，她四肢瘫痪，连手都不能动。她是在轮椅上度过幸存的这17年的。翻书翻报要通过嘴里叼着一个金属棍。

1996年，她和家人一起移居伯克利。伯克利是全美两个对残疾人最友好的城市之一。所有的街路、建筑、公共交通工具都有残疾人设施，不需要借助他人帮助，肢体残疾的人也可以独立出门。帮助残疾人锻炼、治疗和康复的机构也很多。但这只是米娅选择伯克利的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伯克利是全美残疾人权益组织最集中的城市。好几家很有影响力的权利组织总部都设在这里。米娅在这里成为一个著名的残障人士权益斗士。从1998年到2006年，她担任伯克利残疾人委员会主席。

米娅在2002年被一家非政府机构雇佣，成为“交换美国”项目的协调人。这是一个安排国外高中生到美国学习，在美国家庭中生活的交换项目。她为这个项目工作到2007年，直到癌症发病。

用这样平淡冷静的语调叙述她的生平，让我感到很憋闷。事实上，读这条讣告新闻，我的心里充满了歉疚。是的，作为同龄人，我感到歉疚；作为健全人，我感到歉疚。作为中国人，我更感到歉疚。米娅漂亮，聪明，生活对于她有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但是，由一个中国人制造的凶杀案，偶然地、强迫地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和其他五个遇难者相比，她是幸运的，她活下来了；但是她这样一个健全人，在最芳华的年龄忽然变成一个四肢瘫痪者，先不说身体创痛，生活不便，单是那种精神痛苦，又哪里是我们所能想像的？这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曾经描述过他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然残了双腿”之后的心理挣扎，略可作一注脚。

我不知道米娅是如何战胜自己的苦痛，重新投入社会的。这篇短文里也只是简单地说，她乐观，谦逊，温和，富有同情心。她很少提及那起凶案，更愿意关注现在，面向未来。但是，一个年轻女孩子，忽然天降横祸于她，为什么她并不感叹命运不公？她的勇气和力量又来自哪里？

循着文后给出的网址，我找到了一部关于她的纪录片《米娅，静默的力量》（Miya of the quiet strenth）的预告片。这部一个小时的纪录片是一位法国裔美国人拍摄的。他在2002年认识了米娅，立刻被她的献身精神所打动。他决定要把她的故事告诉外面的世界。这部片子将在元月上映。我希望在那里找到我的答案。

一个当时在爱荷华大学任教的教授在留言里说，枪杀案发生后，全城的人都心情沉重、充满忧虑地等待米娅的消息。不知道她能否活下来。漫长的几天之后，她最终战胜了死亡，从昏迷中醒来，说了一句话，我还活着，真好。（I am glad to be alive.）这句话给整个城市带去了欣慰和希望。笑容第一次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脸上。

 

上一次，底特律汽车三巨头坐着自家的商务喷气式飞机到华盛顿哭穷要救济，结果被国会议员们奚落了一顿。为五斗米折了腰，米还没得着。

上周四，他们硬着头皮又来了。这一次，各自坐着自家产的汽车来的。从底特律开车到华盛顿，怎么也得开上十多个小时。可是媒体依然不依不饶。《旧金山纪事报》上登了一幅漫画，说，下次来是否考虑合伙搭车？干嘛一家开一辆啊？还有议员坚持“费尔泼赖不能缓行”硬要穷追猛打：即使开车来，还不是司机开的？为什么不能自驾车？

虎落平阳，谁都可以踢上一脚。底特律汽车大佬们到了这个时候，也只能逆来顺受，谁让自己有求于人呢？这一次在华盛顿，他们姿态降得更低，甚至同意降低自己的薪水。这两天的报纸上，到处是这三大CEO表情呆板面目凝重倾身聆听的苦脸。如果再游说不到钱，即使坐驴车回去，也没法向翘首以盼的底特律父老乡亲交代。今天《纽约时报》的头版照片，就是底特律一家教堂正在举行的祷告仪式。三辆白色SUV被开上了圣餐桌。当国会议员们为是否向底特律伸出援手，如果援救要附加什么条件而争论不休时，底特律城里这些造汽车的，卖汽车的，修汽车的，总之和汽车休戚相关的人们，只能去教堂祈祷，希望上帝能够拯救濒于破产的底特律汽车业。

一个唱诗班的女生唱道：我盼望奇迹发生。

谢天谢地，奇迹还真有发生的迹象。这一次，国会略松了一下钱袋子，同意给三大汽车企业提供150亿到170亿的紧急贷款，虽然只是三企业提出的340亿美元贷款请求的一半，但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可以熬到明年了。等奥巴马进了白宫，可能还可以得到更多的援助。

但是，国会给的这笔钱，并不是看在三大CEO“亲自坐”汽车到华盛顿的份儿上，而是顾虑到11月工作岗位消失过多，怕给经济运行造成实质性的损害。纽约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曼就说：“我不相信这些汽车领导人，但是我们不会坐视汽车工业垮掉。”

就连下届总统奥巴马也改了口风，以前他力主施援，先救急再说。而最近他表示，在获得政府援助前，汽车业必须增加财务透明度，拿出重组改革方案，以及充分理解必须增强自身全球竞争力，“我们未来投到汽车业里的每一分钱都必须旨在确保该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这就难了。

美国进步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彼得.罗斯卡姆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说，通用汽车公司现有雇员13万人，却背负支付49万退休人员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沉重负担，早已丧失了任何市场竞争力。长期可持续发展又从何说起？这位专家接着说：“底特律的问题非常简单，其实就是劳动力成本问题，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换句话说，如果你作为汽车联合工会的会员在10年、20年、或30年前退休，按照工会谈判达成的条件，你的医疗保险和养老费用直到生命尽头，都要由现有的底特律汽车工人支付。而日本人在阿拉巴马、肯塔基、德克萨斯州和田纳西州的汽车工厂却没有这种负担。所以他们的劳动力费用平均一小时只有12到16美元，包括福利待遇，而底特律工厂劳动力的成本每一小时高达60到80美元。”

“退休人员”， “历史遗留”，“沉重负担”，“劳动力成本”，听上去怎么那么耳熟啊？难道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改制，工人下岗，提前退休，自付养老保险的那一幕，又要在美国大地上演？

美国的政府国会现在面临两难处境：给钱救济吧，那就是个无底洞，有专家估计750亿到1250亿打不住；能不能救起来还很难说；不救济吧，一旦底特律破产，这上千亿美元的退休养老和医疗保险开销就要转移到社会公共福利系统上来，谁负担得起？

经营，经营不下去；破产，又破不起。底特律，不行就让中国发改委上吧。 

    奥巴马当选后，《纽约时报》上登了篇评论说，终于，我们选出了一个瘦总统。这个瘦总统身高1米86，体重83公斤。　　
　　按说奥巴马也不算瘦。他和林肯总统一样重，却比林肯矮9公分，在历届总统的排名表上，无论身高体重都不算突出，也就是正好而已。可是，美国选民的情况和150年前的林肯时代却是天壤之别：在本届大选中，有投票资格的选民66%超重，32%肥胖。
　　在这么多胖子的衬托下，奥巴马当然就成了“皮包骨”（skinny）。
　　去年，当奥巴马刚宣布要竞选总统时，《华尔街日报》就发文质疑，在一个胖人的国度，一个皮包骨的总统候选人，会不会不受选民待见？他能真正讨得那些胖选民的喜欢吗？
　　最终结果是，奥巴马赢得了53%的选民票。按正常的统计分布计算， 4100万美国胖子，把票投给了一个瘦人。《纽约时报》上写那篇评论的作家自己也是个瘦子，他调侃地说，现在，我们瘦子终于见天日了。
　　又黑又瘦的奥巴马将成为美国新一代领导人。但是他领导的，将依然是个胖子的国度，甚至是更胖的国度。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统计说，从2003—2004年度到2005-2006年度，美国成人男性和女性的肥胖人口比例各涨了2%左右，2007--2008年度还将小幅增加。　　　　
　　以前，我们听说，美国是个发达国家，和我们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在中国，是那些有钱的人，有权的人，经济上翻身得解放的人，才把自己吃得脑满肠肥，大腹便便；而在美国，富人都很讲究吃的营养，注意保养和锻炼；倒是穷人，经常吃炸薯条炸鸡块这样便宜的垃圾食品，又较少锻炼，所以才胖。但是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按肥胖人口在人口中的比例算，美国排名世界第九，是前十名里唯一的发达国家。如果按肥胖的绝对人口算，美国毫无疑问世界第一。已经无法用穷富来界定肥胖与否了，肥胖的速度也在近20年突飞猛进。
　　23年前的1985年，美国的50个州，只有一个州的肥胖人口超过了总人口的15%；　　
　　1991年，有4个州的肥胖比例在15%--19%之间，但没有一个州的肥胖人口超过20%；　　
　　而2007年的调查结果是，只有一个州的肥胖比例在20%以下，而有4个州的肥胖人口超过了30%。

  　美国人是怎么把自己吃成这么胖的？为什么肥胖的速度越来越快呢？谁又该对此负责呢？
　  一项研究称，美国的汽车工业应该为胖子的增加负责。调查者在对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一万多名市民进行为期两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驾车时间每增加30分钟，肥胖几率随之增加3%。经常驾车者与经常步行者相比，肥胖比例要高出7%。　　
　　另一项研究称，电视产业应该为胖子、尤其是儿童胖子负责。因为平均每天看电视超过5小时的儿童少年，超重的危险性是平均每天看电视不足2小时的5.3倍，患肥胖的危险性是2.5倍，平均来说，每天看电视时间每增加1小时，肥胖率增加2个百分点。
　　还有一项研究称，美国的快餐食品和垃圾食品应该对肥胖负责。在其它因素都相近的情況下，经常吃快餐的人比不常食的人平均重10磅，而且因胰岛素分泌紊乱而导致糖尿病的可能比正常人高两倍。。
　　还一项研究认为，在食品加工业普遍使用的、多达数百种的食品添加剂应该为美国的大胖子、还有一系列新近高发的致命疾病负责。比如味精，在美国网上国家医药图书馆上，能够发现数十篇科研论文，证明食用味精和增肥有关；而阿巴斯甜糖，一种在1983年开始在美国食品中全面使用的添加剂，则在一项对8000名妇女为期6年的调查研究中显示和体重增加有关。一本2007年出版的、批评美国食品药品行业的著作《百年谎言——食品和药品如何损害你的健康》的作者兰德尔·菲茨杰拉德（Randall Fitzgerald）说，阿巴斯甜糖投入市场的25年，刚好与美国肥胖人口加速增加的时期相吻合，让人不得不加以联想。只可惜还没有相关的研究出现。
　　美国人也不是不想瘦。选出一个瘦总统也许就代表着他们对瘦的向往。他们也知道肥胖不仅不好看，也对健康有潜在威胁，但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吃胖了容易瘦下来难。上个月的《纽约时报》健康版报道过一个女大学生，身高1米75，体重131公斤，虽然她的家人和男朋友说她并不算胖，也就是正好，但她还是在假期里偷偷接受了一种新型的不用开刀的手术——通过胃镜下了一个订书器一样的仪器到她的胃里，把她的胃从里面前后钉上，这样胃的容量就缩小了，只吃一点东西，胃就感觉饱了。据说这能让她在一学期里减掉40到60磅（36到54斤）。这篇报道还说，在这种手术出现之前，美国每年有二十万人接受开刀的减肥手术。
　　自己管不住自己的嘴，只好借外在力量管住自己的胃，这情形听上去看上去怎么也有点怪异。但是瘦子们站着说话不腰疼，很难理解胖人的苦恼，还是管住自己的嘴，少要说三道四。

    中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有研究者估计有2亿胖子，9000万大胖子。如果这个数据得到证实，那就如同二氧化碳排放量一样，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只不过因为中国人个头相对矮小，所以绝对重量比美国人轻，看上去也不那么触目惊心。我们现在正在向美国靠拢，汽车在增加，看电视的时间在增加，喝的牛奶增加，含添加剂的食品在增加，但是和美国不一样的是，运动场地和个人的运动量却在减少。我妈妈在我小的时候经常唠叨我的一句话，可以在这里派上用场：好的都不跟人家学，学了一身臭毛病。

 

《纽约时报》2 号的头版照片是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在握手。这是在奥巴马任命他的“国家安全团队”的发布会上拍摄的。这一次，奥巴马一共任命了四个人，国务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和联合国大使。最吸引眼球的就是，希拉里·克林顿进入了奥巴马的“领导核心”，出任举足轻重的国务卿一职。照片上两个人离得很近，表情也很丰富，猛一看，甚至觉得有点暧昧。

“暧昧”其实是没谱的事，说“宿怨”倒是实情。这俩人，民主党初选时的劲敌，一个耶鲁法学院毕业，一个哈佛法学院毕业，要么是第一个女总统，要么是第一个黑人总统，从初选开始较劲，一直胶着到大选前4个月，以希拉里的“惜败”而结束了这场“瑜亮之争”。

可是，就在希拉里心不甘情不愿地承认失败、又言不由衷地希望自己的支持者投票给奥巴马之后的5个月，两个人就握手言和，捐弃前嫌，同仇敌忾，面向未来。初选时的相互攻矸（忓，旰，犴，邗？）言犹在耳，转而又相互吹捧、互表敬意，一个说，她将成为一个出色的国务卿，如果我不相信这点我就不会任命她；另一个说，我将为你的政府和我们的国家贡献我的全部。听上去、看上去，怎么也有那么点儿假惺惺。

果然，第二天的《读者来信》专栏里，就有很多人就此说三道四。最好玩的是一个叫乔伊斯·格里汉姆的人，他上来就问，“那么这就是”改变”喽 ——周·拜登，比尔·理查德森，艾力克·霍德，罗伯特·盖茨，和，希拉里·克林顿？一副难以置信的口气。要知道，“改变”是奥巴马在竞选时最有鼓惑力的口号之一。而他点名的这几位，都是华盛顿的老面孔，在前克林顿和布什政府时期就出任要职，如今又都出现在奥巴马的新内阁里。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哪里看得出有什么“改变”呢？所以这个人恶作剧般地说，“OK，现在，请每个人合上双手，闭上眼睛，跟我重复：我认为这就是改变，我认为这就是改变，我认为这就是改变。当你真的相信这就是改变时就睁开眼睛。”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设身处地为奥巴马想想，也怪不容易的。竞选时那么多的承诺要一一兑现：伊拉克撤军，扩大医疗保险，开发新能源，抓住本· 拉登。火烧眉毛的，还有当前的经济危机。

而奥巴马从底层起家，既缺乏高层管理经验，也没有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有人笑话他还不如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人家虽然是本土之外的小州的州长，好歹也支配着每年数千万美元的财政预算。而奥巴马只当了三年国会参议员，其中两年还在忙着竞选。希拉里克林顿初选时的著名广告《凌晨3点的电话铃》，更是拿他的缺乏经验说事，讽刺他一旦有突发事件的紧急电话在凌晨3点响起来，他就会手足无措。

所以奥巴马在选择内阁成员的时候，挑选一些老牌的、有经验的人来辅佐他也不出意外。奥巴马不是愣头青，不会一时冲动、义气用事，让自己的手下人都“混个师长旅长地干干”。在宣布竞选后的两年中，一直到他竞选成功，他几乎每天都生活在媒体的关注之下。长期面临着来自各方的攻击和压力，随时随地要面对各种突发问题，身心俱疲。但是，这两年中，他从来没有失过态，从来没有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永远衣装整洁、目光炯炯、说话不急不缓。所以媒体评价他虽然年轻却异常沉稳、深思熟虑，有政治家的“范儿”。

至于他任命民主党初选竞争对手希拉里· 克林顿出任国务卿，任命共和党现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继续留任，虽是一招“险棋”，却用心良苦。此举意在弥合初选时造成的民主党内部的裂痕，更要超越两党政治，“以国家大业为重”，带领美国走出当前的危机。这也是他竞选时的承诺。

更何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难道不是早就被我党历史多次证明了的制胜法宝？

剩下的问题就是，他是否能镇得住前第一夫人希拉里· 克林顿，不至于让这个经验丰富、“在全世界有很多朋友”（奥巴马语）的老牌政治家牵着鼻子走，这恐怕还要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