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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12 有感于胡舒立去职
《财经》胡舒立辞职的消息还是Peter在和我视频通话的时候告诉我的。这一方面说明胡的国际影响之大和江湖地位之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是多么的闭目塞听,消息迟钝。每天家中枯坐,钻故纸堆,和1800多年前的《说文解字》亲密接触,只在孩子放学回家时和我说说她们六年级5班里的男女绯闻,算是我唯一的新闻来源。 我打开MSN,发现继伟仍然在线。点开他,问,你怎么样啊?马上得到他的回复:已经辞职,满怀信心。 多好啊。虽然辞职,但是满怀信心;即使辞职,也满怀信心;既然辞职,那么就满怀信心;不但辞职,而且满怀信心…… 此次随胡舒立一起辞职的据说有60多名编辑记者。继伟当是其中一个。和继伟是在伯克利相识的。《财经》每年选派两名记者到伯克利新闻学院进修,已经好多年。这一次大变故之后,恐怕难以为继了。 前段时间看《纽约客》上关于胡的文章,当时心里就说,这文章写得太周全了,怎么有点盖棺定论的意思。事实上,胡的去职,在那文章发表时就已经箭在弦上了。 《南方周末》当年发生变故的时候还在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南周自有一股气场,不因一人而兴,不因一人而废。这几年人来人往,几经折腾,气场始终没散;而胡舒立之于《财经》,她就是那山本身,气场因她而起。 我一点都不担心继伟们的前途。他们中出来几个“后胡舒立“也说不定。在中国媒体的江湖里他们仍然地广天宽。我感慨于,《财经》带有太过鲜明的胡舒立气场,她一走,《财经》的气数也就到了;而胡舒立个人,需要怎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再达到《财经》曾有的高度? 如果她真的心生倦意,退到大学里,那她这一辞,于个人,于《财经》,都成绝响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媒体的盛宴更是聚得快,散得也快。一直想,一家报纸,一个栏目,凝成一股精气神,打出品牌,常常需要燕子衔泥般一篇文章一篇文章、一期节目一期节目地做,即使做得辛苦备至,也不一定就能脱颖出来;可是只要很简单的一个外部动作,这些,说没,也就没了。
2009/11/6 取名儿断想
1, 学智的女儿出生了。为了起名字绞尽脑汁。百十个备选方案,公说婆说,早已花了眼;好不容易下决心选了一个,又过不了算命先生这一关。笔画字顺,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又是一番回合。 初作父母的人想必都有类似的遭遇。选择很多,可那个一见之下就眼睛一亮、非它莫属、没有异议的名字,却总是不肯出现。——即使真有这样的一个,怕也早已淹没在那千挑万选之后的倦怠之中。 2, 读过一点书的人,给孩子起名字时总要有所依凭,有点来历,有点典故。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四书五经,既不能太偏僻,像方鸿渐他爸爸,方遯翁,不认识,不敢念;又不能太浅近,谁都能拿起就用。这个分寸拿捏,确是考验。 3, 随时赋名,常常会有响亮的名字。女儿班级有个孩子,叫李逢雨。还有个朋友叫郑春晓。至于叫春华、秋实的,已是寻常可见。 随地赋名,如著名的陈布达、陈佩斯兄弟,确是不经意间的神来之笔。因为布达佩斯本来就是个音译地名,竟然可以分拆作两个人名。至于陈鲁豫,一个名字里用了两个地名,竟不觉得生涩。 随物赋名,也是一个好办法。如果有机缘,即使用字俗些也大可理直气壮。 至于随人赋名,却需要勇气。我知道的有郑斯林、郑斯宁兄弟俩;还有一哥们,给自己的双胞胎儿子取名吕泽东、吕泽民。 4, 曾经认识一个朋友,叫高中理。连名带姓,都没有感情色彩;恰好人也是那种严肃腼腆的类型。我很怀疑是这个名字暗示了他这样的性格。他有一次对我们说,我最近和女朋友分手了。老颜纠正他道,你们连手都没拉过,怎么能算分手,顶多算走散了。 5, 名字应该是两个字。一个字太容易重名,而且有对付了事的嫌疑;至于起三个字的名字,又有点哗众取宠,既不是复姓,也不是日本人,整那妖蛾子干嘛?不予考虑。 6, 名字里如果有一个动词,就会比较生动。但也不是绝对的。甄茁曾经写过他认识的一个看门的人,叫牛打。姓牛名打,你说你到哪里说理去?还有一个诗人叫张说。每一见到这个名字,脑子里就浮现出一张嘴来。 7, 有些字是不应该出现在名字里的。一旦出现,常常惊艳。有一次去中关村买打印机,40多岁的男老板递过来一张名片,叫刘东情。 8, 南方有人在名字里用“球”,这是北方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作为东北辽宁丹东大连一带人,对名字里用“彪”也很不能理解。在我们那儿,这个字是骂人用的。 9, 我非常不能理解花钱请职业起名者给孩子起名字。起名字而能成为一个职业,这个职业能够在中国存在,还生意红火,在我看来是有辱斯文的一件事。 10, 毛主席有一首诗,《七律•答友人》,写得好。写得好的标志是,几乎每一句,都可以套出一、两个名字来。不信你看: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仅我从中学到研究生的同学中,就有叫高云飞,张翠微,司红霞,姚天雪,张寥廓,王芙蓉,靳朝晖的。相信你也一定认识叫这样名字的人。 11,男孩子取男孩子的名字;女孩子取女孩子的名字。如果整反了,会给孩子带来困扰;但我也喜欢男孩子用洒脱而不是刚硬、女孩子用清爽而不是柔弱的名字。在名字里淡化性别色彩,不给孩子过早过强的性别暗示。 12, 中国人取个外国名很容易,路易斯、爱丽丝、克里斯,挑一个就是了;可是给一个老外取个中国名字就很麻烦。音形意,信达雅,需要十足的功课。中国人取外国名,就是一盗版;而给外国人取中国名,却需要十足的原创了。 13, 我弟弟的孩子快出生时,也是为起名字苦思冥想。我说,这样吧,如果生女孩就叫虞美人,如果生男孩就叫渔家傲。两个词牌子。 后来生了男孩,取名于家傲。 2009/9/17 医生的故事
我爸爸有个老同事,泌尿科医生。退休后被一家私人诊所聘用,操作一台“碎石机”,就是结石体外粉碎机。上一次粉碎机需要800多块。有一天,来了个病人。检查完后,他对病人说,你这病,用我的机器震震,石头能下来;你回家多喝水,多蹦蹦,石头也能下来。那病人就回家蹦去了。 老板知道了。很快解雇了他。 故事是我爸爸当笑话说的。他评论说,老陈这人,不适应市场经济。 我爸爸自己呢? 退休以后,他被他供职40年的医院返聘,每星期二上午,要去坐专家门诊。坐门诊本身没什么钱,坐诊医生的主要收入是从医药费中提成。5元钱的挂号费,他提1.5元。开药提成15%。如果做CT什么的,提得就更多。和他一起坐诊的医生,有的月收入能达到上千元。我问他,你这个月出门诊挣了多少钱?他说,43块钱。本来该是45块的,还被扣了2块钱卫生费。 2009/9/14 落寞的苍蝇
苍蝇和苍蝇是不一样的。有的苍蝇并不喜欢和人在一起。它们更热爱自由。它们误打误撞,闯进了人的家园,然后它们嗡嗡叫着,一次一次地撞向玻璃窗,搞不懂为什么近在咫尺的广阔天地却永远遥不可及。而有的苍蝇却喜欢和人嬉戏,它们喜欢在早上人们尚未醒来的时候亲吻他们的皮肤,一遍又一遍地做着同样的游戏,乐此不疲。那些年轻的苍蝇有着无穷无尽的精力。它们在人的居室里漫无目的地兜圈子,寻找着和异性苍蝇邂逅的机会,或者因为一点小碰撞就和其他苍蝇打架。当然也有些苍蝇,喜欢到污秽处去追腥逐臭。我说过,苍蝇和苍蝇是不一样的,即使在人的世界里这也是难免的。 就比如眼前这只在白窗帘上孤芳自赏的苍蝇。在别的苍蝇眼里它算不算美丽?它也常常被同类孤立、妒忌、甚至迫害吗?它是不是很久以来一直向往着人类干净、丰盈的世界?它知道自己在人类眼中的形象吗?如果知道了,它会难过吗?它还会来吗?如果它来了,是不是证明为了生活在这洁净温暖美丽的世界,它不惜付出生命? 人一向是独断专横的。人认为苍蝇肮脏,就单方面地驱逐、消灭它们,把它们隔离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全然不顾苍蝇对人的善意。其实腿上带着10万个细菌不是苍蝇故意的。它也没有办法。 只是,没有人在意苍蝇的感受。在人类的脑海里有一幅天堂的画卷,那是人类失去的乐园。人们现在努力在做的,就是要回到曾经的乐园。在那里没有苍蝇。可是,即使消灭了所有的苍蝇,人类就真的回到天堂了吗? 只有热情和善意是不够的。苍蝇对人毫无用处,有时甚至害人染病。所以人讨厌苍蝇。而其实对于苍蝇,我们又知道多少呢?遭到人类鄙视厌恶遗弃的苍蝇,比我们更落寞,又有谁知道呢? 2003/2/20 2009/9/11 兰和逸事
兰和昨天来访。好几年没见,他还是敦敦实实的那个样子,只是头发长了些,还喷了好多摩丝,根根直立,一进门一股香气冲鼻而来。 兰和是我在共同关注时的同事。那时他刚从一家报社转到电视台,对于电视是完全的门外汉。我是从“这是录机,这是放机”开始教他的。所以他一直当我是他的师傅。他说,我是你一把屎、一把尿,没拉扯大的孩子。 没拉扯大是因为,他只呆了两年多就离开了电视台,还没来得及做出个像样的节目。有一次他问王闯,21世纪的人才有三个必备条件,都是什么来着?王闯说,第一,会开车。兰和摇摇头说,不会。第二,会外语。兰和又摇摇头,不行。第三,王闯说,编片不夹帧。兰和绝望地仰天长叹,我算没希望了。 夹帧是指在两幅画面之间多了一帧(25分之一秒)不相干的画面,多是在编辑机上打点不准造成的。这种小儿科的毛病兰和一直改不了,被王闯编派成了段子。他告诉我,一进编辑间,就感到头昏恶心;等坐到编辑台上时,已经手脚冰凉两眼发黑,胃里翻江倒海,这就是所谓“机房综合症”。所以他只愿意出差采访,最痛恨进机房编片子。 有一回,他借口有个题目时间紧迫,必须马上出差,把手头刚刚粗剪过一遍的片子扔给我。晚上,我和技术员加班给他改片子。不用说,片子编得很粗很烂,我一边改一边“狗兰和,死兰和”地咒他。然后我就看到了这样的情节:一片空阔的公园草地,摄像机稳稳地架好。兰和与一个穿警服的中年男子从摄像机一侧走进画面,手里提着话筒,还拖着线。走到全景位置,两个人站住,转身,兰和换个手拿话筒,然后,然后,两个人蹲了下来。 我和技术员两个人面面相觑,忍不住哈哈大笑。碧绿的草地上,远景是几棵大树,全景的两个大男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蹲在那里,一副蹲茅坑的架势。其中一个穿着警服,另一个提着话筒,煞有介事地讨论公安局内部的腐败问题,那情形,别提多滑稽了。 片子编不下去了。我抄起电话拨通了他的手机,你在哪呢?我问。我刚到兰州。你干嘛呢?我玩呢。 兰和江西人,说“玩”时不带儿话音,“我玩呢”说得一本正经,我又气又乐一不小心鼻涕都出来了。冲着电话喊,你个狗东西,我熬夜加班编你这鬼片子,你却跑兰州玩去了。我说“玩”的时候也没带儿话音,放下电话连我自己都乐了。 兰和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纪念的片子,但他性格憨实,不谙世事,做什么事情都慢一拍,留下了很多让同事津津乐道的段子。他离开后好久,还常常被人提起。 有一年12月14日,兰和给我发短信说,提前祝你圣诞快乐。我回信说太早了吧?他说,我决定彻底改变自己慢腾腾的恶习,一切赶在上帝的前面。可能马力太大没刹住脚。哦。原来圣诞节是25号,还真是太提前了,抱歉。那我25号就不问候您了。 兰和不修边幅。经常穿一件紧身保暖内衣来上班,中午吃完饭,一边打着饱嗝,一边把衣服撩起来,露出大肚皮。丹红终于看不下去了,说兰和你怎么穿着“三点式”就来上班了?兰和上下看了看自己,说我没有啊。丹红说,你看你上边凸着两个点,下边露个肚脐眼,这不是三点吗? 至此,兰和才知道,原来保暖内衣是不能当外衣穿的。 虽然憨,但他有一种孩子式的天真,也常常让人忍俊不禁。有一天,兰和忽然发短信问我,于老师,你觉得我出镜怎么样?兰和身材敦实,圆头圆脑,虽说浓眉大眼,但是脸上总带着几颗痘痘。我不忍心让他失望,回复说,普通话差点。隔了一会儿,他发来老长的一条:我怕我一出来把收视率吓了一大跳,一蹦蹦老高,多不好意思呀。但有时领导让我出来串串,我估计可能是收拾率给压的。领导这也是引刀图一快呀。收视率吓过之后一蹶不振简称收视率吓晕了。领导到处在找,谁干的谁干的,我躲在一角偷偷直乐。 最著名的段子是和男女有关的。干什么都慢一拍的兰和属于晚熟那种,不大解风情。有一回,他和一个对他有点意思的女生一起吃饭。他盯着女孩的脸问,你脸上怎么长了好多麻子?女孩很不高兴,说,那是雀斑。兰和若有所悟,当即赋诗一首: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打出一脸雀斑。女生大怒,拂袖而去。 所以不难理解,已过30的兰和依然单身。 兰和告诉我,离开电视台后,他过了三年漂泊动荡的生活。因为手头窘迫,连生病都不敢去医院。这三年也是他苦苦摸索,探寻自己道路的一段艰难时日。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去纸媒,笔已经生了;电视媒体,已经反胃了。最后决定回归本行,去考律师。卧薪尝胆,连考三年,终于拨云见日,修成正果。现在,他在一家律师事务所里作见习律师,到明年就可以拿到正式的律师执照。 我问他,出过庭没有呢?他说,出过两次了。第一次,一句话没说;第二次,说了,共两个字,“在这。”是法官问材料是否带来时,坐在后面的他回答的。他还在解释,如果加上儿话音,那就是三个字了。 他问我,于老师你说,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很幸福呢?我身无分文,前途未卜,过了30还没有女朋友,可我就是觉得自己很幸福。 是啊,为什么呢? 他告诉我,现在,他戒了烟酒,不再暴饮暴食,不再贪黑熬夜,每天锻炼身体,吃得香,睡得好,穿棉质衬衫,扎腰带,不再留板寸头,俨然一个新好男人。 然后,他问我,于老师,你没觉得我现在脸上痘痘少了,脸也白了一些吗? 我说,是啊,你现在生活规律,当然气色就好了。他俯过身来,神秘地对我说,其实,于老师,那是因为,我有美容秘方。 什么秘方?我问。 我用牙膏洗脸。
2009/9/7 好女人,恶女人
相处时间久了,我已经能够适应Peter毫不吝啬的溢美之词了。 你这么善良,这么好心肠,这么…… 是吗?我是这样吗?我的脑海里出现了画面闪回,一个男人平静地,甚至是冷漠地,从牙齿间挤出一句话,你是我认识的最恶毒的女人。 说这话的,是我的前夫。 我已经不记得他说这话的缘起了。但在离婚之前的冷战中,我脑子里的确转过各种恶毒的念头,给他的领导写信,揭发他始乱终弃的恶行;到他的单位门口破口大骂,让他没脸见人;和他死缠烂打,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过好;或者干脆,找两个人揍他一顿,我甚至咨询好了价钱。处在婚姻危机中的中国女人的套路,我一样没能免俗。 我也曾经偷看他的手机短信,查他的邮箱密码,翻他的背包、笔记本,干了很多鬼鬼祟祟、上不得台面的事情。 在一种扯心扯肺的疼痛中,人是很容易扭曲的。自怨自艾,疑神疑鬼,自我否定,破罐子破摔,神经质, 迁怒,抑郁,以及,恶毒。 我在这团混杂着恶与痛的泥淖中挣扎了许久。好在最终挣扎出来了。那些恶毒的念头也止于念头,并没有付诸实施。恶的行为,通常是比较丑的,我的内心中毕竟还残留那么一点骄傲,一点斯文。 好的婚姻关系,充满鼓励,包容,安慰,知心,以及最重要的,爱。在这样的关系中,人性中好的一面会被调动出来,人会因此而变得更好;而在坏的关系中,人性中恶的一面,被放大、发酵了,人会变得刻毒,丑恶,充满仇恨。好人也会露出狰狞的面目。 分开来看,我和前夫算是两个好人,可是好人却无法建立好的关系。在日久天长的消磨中,恶就膨胀开来,把两个人变得面目全非。这真是人间之大不幸。这样的关系,就像是上帝对所谓好人的恶作剧。 好女人和恶女人,都是我,是我人性的两个面。有的时候反思自己,常常困惑于此,哪一个是我?我的所谓“本质”,到底是好还是恶? 我常常庆幸自己遇到Peter。但我知道这幸运也不是没由来的。离婚后,我重新整理了自己,明白地告诉自己要做“好”女人,把内心中的恶和不善压到角落里。这样,当和Peter相遇时,他遇到的,还是一个健康、开朗的女人。后来我一再回想起前夫说过的话,在心里对自己说,嗯,你其实说的不对。我毕竟本质是好的。 所谓“好”的本质,就是在恶的泥淖中,仍然有一种向善的愿望。 而在Peter的鼓励和包容中,我重新成为“好”女人,内心平和安宁,对他人充满同情心。 这一恶一善的轮回,在我,也是一种成长吧? 2009/8/24 转贴:列宁为何讨厌瑞士? 回来后环境大变,心情大变,一直无暇也无心更新博客。刚刚发现一篇雷颐先生的文章,转贴过来,权且充数。我自从认识Peter之后,一直对瑞士这个弹丸小国拥有延续千年的民主传统、500多年没有外敌入侵、150多年没有经历战争、人民安居乐业、生活祥和富足羡慕不已,以为瑞士才是人类的理想居所。读完此文,我才知道,原来在革命导师眼里,这是一种庸俗的小市民生活,原来有人并不喜欢这样,原来有人天生就喜欢暴力、混乱、颠覆、屠杀。他们把这叫“革命”。列宁也和切·格瓦拉一样,是天生的革命家。切·格瓦拉在古巴革命成功之后没多久,忍受不了和平生活的庸碌无为,就放弃高官厚禄,跑到玻利维亚丛林里拿起枪杆子继续革命,直到丢了性命。有这样的革命家,就必然会有革命发生。没有革命也会创造革命,无法创造还可以输出革命。幸好瑞士不在此列。俄国的革命证实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瑞士的现实证实了哪里没有压迫哪里就没有反抗。列宁在瑞士的言行证实了,革命家们哪里没有压迫就在哪里创造压迫然后反抗。雷颐先生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只要社会制度良好,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都有保障,平民百姓自然安居乐业,任何“激进”自然都没有市场。而激进的后果、列宁许诺的革命成功后的理想社会,我们已经见识过了。
从崔卫平的一篇旧文中看到歌德说过的一句话:国家的不幸在于没有人安居乐业,每个人都想掌握政权。
雷 颐 瑞士人杰地灵,景色优美,生活富足,社会安定,甚至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它都能“置身世外”,因此向有世外桃源之称,为世人羡慕。然而,有“革命导师”之称的列宁却非常不喜欢瑞士。瑞士政治开明,接纳了大批俄国、波兰被迫流亡的革命者。因受沙皇政府迫害,列宁曾长期流亡瑞士,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中详述了他们在瑞士的流亡生活。他们在瑞士生活稳定,从事革命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也颇自由,基本不受瑞士政府干预。条件如此优越,可说革命者“理想的”流亡地,但列宁仍非常讨厌瑞士。此中原由,颇耐人寻味。 景色绝佳,生活优裕 列宁喜欢爬山,瑞士山景绝佳,“革命工作”之余,经常爬山,所以列宁夫人回忆录中关于爬山、山景的描写尤多。长期收入我国小学课本、讲列宁登山看日出时专走靠近悬崖的小路以锻炼意志的《登山》一文,即据此演变而来。在身体、精神疲劳、痛苦之时,列宁更 是常到山中长期修养“疗伤”,恢复精神和体力。1903年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上因建党模式问题发生争论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激烈的党内斗争,尤其是与普列汉诺夫的分手使列宁非常难过,筋疲力尽。于是列宁和夫人就背起背包到山里住了一个月。“我们的钱刚刚够用,所以我们多半是吃干的――干酪和鸡蛋,喝点葡萄酒和泉水”。他们立即找到了省钱的办法,在底层人去的小饭店,同样的饭菜价钱只是“上等人”饭馆的一半。他们本想在修养时还读读书,带了厚厚的法文字典和法文书,结果“不论字典和书本在我们旅行的期间,连一次也没有翻开过;我们看的不是字典,而是长年积雪的大山,蓝色的湖泊,奇异的瀑布”。“这样消遣了一个月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神经恢复了常态。好象用溪水擦洗身体,也洗掉了乱糟糟的小纠纷。”由于克鲁普斯卡娅有严重的甲亢,他们经常整个夏天或冬天都在山中、林中疗养。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名叫秋吉维泽的休养所住了六个星期。这个休养所地势很高,几乎接近白雪皚皚的山顶,是所“牛奶”休养所,每天三餐几乎都以奶制品为主,而且收费非常便宜,每人每天只要交两个半法郎。收费虽然低廉,但房间却干干净净,还有电灯。在电灯发明不久的20世纪初年,电灯还属“奢侈品”,所以列宁夫人曾多次提到新搬的房间里有电灯,有一次几位客人来访,她专门打开电灯,“给他们看亮得多么奇异”。她回忆说,住这个低廉修养所的代价是房间“没有什么摆设,必须自己收拾屋子,鞋也得自己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承担擦鞋工作;他学着瑞士人的样子,每天早晨把我的和他自己的爬山皮鞋提到房檐下面去擦(规定在那里擦皮鞋),同别的擦鞋的人开着玩笑,擦得那样热心,有一次竟在大家笑声中把一个装着一些空啤酒瓶子的藤篮碰倒了”。如此低廉的价格,是专为贫苦的穷人而设,富裕的“体面人”自然都不来这此休养。使列宁夫妇印象尤为深刻的是,瑞士还有一种几乎完全免费的疗养院,专为赤贫之人而开,病人只要每天在果园和菜园中工作几小时,或者在室外编织几小时藤椅就行。 世界一流图书馆 作为革命领袖,列宁十分注重革命理论的研究、建设,自然更看重读书、研究的条件,瑞士的研究条件之优越,确实超出人们想象。无论是在日内瓦、苏黎世还是在伯尔尼,都有许多藏书甚丰的图书馆,任何人都可自由借阅。在日内瓦一家图书馆,由于馆大人少,“伊里奇可以占用整个一间屋子,在这个屋子里他可以写作,可以从一个墙脚踱到另一个墙脚,可以考虑要写的文章,可以从书架上拿任何一本书。”他们没想到的是,哪怕在非常偏远、周围都是高山、森林的山村休养,“竟能免费从伯尔尼或苏黎世的图书馆里借到任何书。只要给图书馆寄一张写着地址的申请借书的明信片去就成。没有人向你盘问什么,不要任何证明,不要任何人保证你不会把书骗走”,虽然是在偏远山村,由于“邮递工作具有瑞士式的准确性”,“两天之后,你便可以接到用硬纸包起来的书,纸包上用细绳系着一张硬纸做成的证签,证签的一面记着借书人的住址,另一面记着寄书的图书馆的馆址。这使住在最偏僻的地方的人也能够从事研究工作。伊里奇竭力赞扬瑞士的文化”。因此,列宁才能在流亡期间写下大量革命理论著作,包括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写此书,列宁几个月都是每天早晨沿湖滨散步,然后就是一整天“泡”在图书资料齐全、借阅方便的图书馆,全身心投入研究、写作之中。 庸俗小市民? 生活、读书、研究条件如此优越,但列宁夫妇却并不喜欢瑞士。对日内瓦,他们的印象是这样的:“大家在这个小小的、小市民习气严重的、平静的湖滨――日内瓦过得很厌烦。”对伯尔尼,他们如此评价:“伯尔尼主要是一个行政性和教育性的城市。这里有许多好的图书馆,有许多学者,可是这个城市的整个生活浸透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精神。伯尔尼这个地方是很‘民主’的。共和国的高级官员的妻子每天在凉台上抖弄地毯;伯尔尼的妇女完全被这些地毯和家庭的舒适生活吸引住了。”伯尔尼有很少的几位左派分子,列宁对瑞士的左派组织当然很感兴趣,便指派一位俄国革命者与他们的两位领导人直接联系,想讨论一些重大问题。但没想到,怎么也见不到这二人,不是这位钓鱼去了,就是那位忙于晾衣之类的家务事。列宁夫人感叹道:“钓鱼、晾衣服――这些事儿都不坏”,“但是当晾衣服和钓鱼之类的事情妨碍了重大问题的讨论、妨碍了讨论左派组织问题时就不很好了”。连左派组织的领导们都把休闲、家务看得比政治更重要,遑论他人!对苏黎世,他们的印象似乎要好一些:“苏黎世比伯尔尼热闹些。苏黎世有许多具有革命情绪的外国青年,有工人群众,这里的社会民主党比较左倾,这里小市民气也似乎少一些。”不过,苏黎世最终也令他们失望。列宁当然认识到瑞士没有强大的工人阶级、工人的革命情绪不高,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的发源地,但作为革命者,他们认为:“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必在瑞士进行国际主义的宣传,不必帮助瑞士工人运动和瑞士的党革命化起来”。所以,他们就和波兰流亡者一起,与苏黎世的瑞士工人组织举行一系列联席会议,主要是列宁给瑞士工人演讲,分析当前形势,以使瑞士工人组织“革命化”。但工人们却对列宁尖锐、激烈的观点感到困窘不安,有位青年代表甚至反驳他说,用前额是碰不透墙壁的。列宁夫人不无自嘲地写道:“结果,会议涣散起来了。第四次到会的只有俄国人和波兰人,我们就这个事实讲了一阵笑话,便各自回家去了。” 列宁是坚韧不拔的革命家,随时随地宣传革命,哪怕只有一个对象,他也决不放弃。1916年夏,列宁夫妇在秋吉维泽那个“牛奶”休养所休养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鏖战方酣。休养者都是穷人,但他们对政治也都漠不关心,甚至连战争都从未谈起过。休养者之中有一个士兵,肺不大好,所以他的上司就拿官费叫他到这个牛奶休养所来休养治疗。瑞士没有常备军,只有民兵,政府对这些士兵非常关心。“他是一个相当可爱的小伙子。伊里奇接近他就象猫儿接近荤油一样。伊里奇和他谈过几次目前战争的掠夺性质,青年人没表示反对,但显然也并不赞同。看得出来,他对政治问题很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在秋吉维泽消遣。” 俄国“革命者”与瑞士“小市民”的格格不入表现在方方面面。《活尸》是列夫·托尔斯泰晚年创作的话剧,主要内容是属于中产阶级的普罗塔索夫由于酗酒使妻子丽查受到伤害,后来良心发现,自我责备,于是假装死去,远走他乡,与自己熟悉的环境完全决裂,来到社会底层,好让妻子能嫁给她真心所爱的人。但不幸的是,警察终于发现他还活着,就将他送上了法庭。为了让妻子幸福,他结果真的自杀了。这出话剧在瑞士上演时,不仅俄国流亡者非常喜欢这出剧,瑞士人也很喜欢。俄国人认为,这出剧的主题是批判当时的法庭和“合法的”婚姻制度,揭露那些资产阶级体面人物的小市民习气和庸俗,批判他们的自私、伪善和冷酷;主人公普罗斯塔索夫认识到社会的丑恶,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却又无力与之斗争,只能以饮酒作乐、最终自杀表示消极抗议。列宁看后,大为感动,还想再看一遍,因为他“从心里讨厌一切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和客套”。不过,俄国革命者感到奇怪的是,充满“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和客套”的瑞士人竟然也喜欢这出话剧,不禁想知道,他们喜欢这个戏的什么呢?结果令人大失所望:“他们很同情普罗塔索夫的妻子,把她的遭遇牢牢记在心上。‘嫁了这样一个放荡的丈夫,而他们两人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人,本来能够过幸福的生活的。不幸的丽查!’”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出话剧,“革命者”与“小市民”的观感竟如此不同。 瑞士生活安定安逸,但革命者恰恰认为这是“充满小市民气息”,所以列宁在瑞士流亡多年,但“怎么也不能去掉这种被囚禁在小市民式的民主主义笼子里的感觉”。革命者向往的是那种革命斗争不断高涨、社会近于沸腾的生活,可景色如画、生活静如止水的瑞士,却使他们不能不发出“这一切却离我们很远”的感叹。 1917年3月下旬,列宁离开了“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但却因此令他讨厌的瑞士,返回已经沸腾的俄国,几个月后就领导了震撼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被视为“改变人类命运”、“开创人类新纪元”的伟大革命,列宁因此被誉为“伟大的革命导师”。然而,他在瑞士几经努力却无法使一个小小的工人组织“革命化”,甚至“一对一”地做工作都未能提高一个青年的“政治觉悟”、更不必说让其走向革命。一个穷人生病都能住进疗养院的社会,确难发生革命,确难产生大动荡,即便最伟大的革命者、最激进的造反者,都将一筹莫展。其实,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激进”者,但只要社会制度良好,并具自我改革、调节功能不断纾解社会矛盾,平民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所谓“激进”只能是少数人的信念,社会影响微乎其微。政治民主、清明,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都有保障,任何“激进”自然都没有市场,根本鼓动不起社会风潮,只能无奈地指责社会“充满小市民气息”。还是说过多次的老话,革命、动荡实非“激进”制造出来,而是统治者拒绝制度改革,种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尖锐最后的总暴发。所以,若要真正“告别激进”、避免社会大动荡,对“激进主义”的分析批评固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吁请统治者正视现实、审时度势,主动进行制度变革。 2009/7/10 史上名人我们家住的房子隔壁是一个小学,叫马甸小学。每次经过,都能看到校园的围栏上挂着好多宣传版,有的还贴着大幅照片,夸自己的学校这也好、那也好,不仅环境优美,而且历史悠久,曾经出过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童话作家郑渊洁,另一个是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李晓明。
后来,中央电视台新楼着了大火,主管新楼建设的副台长李晓明被牵扯下了马(纠错:据说还骑着呢)。我当时还在美国,听闻此事马上想到这所小学,特后悔当初没有拍张照片,以为见证。可见不仅新闻敏感不够,连历史敏感也不够啊。
回来之后,第二天就跑过去看。那块板子果然被撤了。换上了一批获得这奖那奖的小孩子的群像。
该小学史上两位名人已经倒了一个,剩下的一个更加任重道远。
郑渊洁,为了母校,你可得挺住。
2009/6/21 自我拧巴那是谁教我的,说只要RSS订阅,就可以看到想看的博客,不管屏没屏蔽?
又是谁教我的,说用无极,不,无界,就可以顺利翻墙,还不被跟踪?
怎么都不管用呢?那些技术精英,整点能用的行不?
回来后,“我的收藏”里面的大部分,都打不开了。我禁不住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我在美国接触的,原来尽是一些低级下流淫秽的东西还不自知啊。
我就纳闷了,既要保护我,干嘛还要给我放假让我出去、让我暴露在那有毒有害的环境里?就不怕我纯洁脆弱的小心脏承受不了、一失足成千古恨?
对我太不负责任了。
这不是自己和自己拧巴嘛。一方面,想要开放,一方面,又怕放开收不住。不开放就敛不到钱;一开放就敛不住心;既想做那个,又想立那个,真拧巴。
如果我一直呆在国内,不知道天空已经被网罩了,也可能还会挺知足,嗯,多蓝的天啊,一年有200多个呢。
可一旦出去了,就知道,其实,原来一年有365个蓝天。
所以回来后,总憋不住想问,那100多个蓝天哪去了?
谁他妈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整得老子心情不爽?
2009/6/10 这一年还有7天就要回了。去年6月18号到,今年6月17号回,离国整整一年。
就在我离开的这一年中,陈虻没了,罗京没了,央视大楼没了,赵台的乌纱帽没了,共同关注也没了。
幸好牛姐有了,阿钟有了,吴滔有了,沈深也终于有了。
央视生生不息。
这两天一直在不停地RSS,把在这里习以为常、回去之后就看不到的网站博客一并订上。
前两天,Space忽然静寂下来,朋友们都不更新了,也没人来踩我的博客了。过了两天才知道,河蟹来了。 前两天,群发了一篇梁文道的文章,把通讯录上认识汉字的都加了上去。第二天就收到30多封回复,一一点开,原来是“系统信息”,所有用新浪sina.com邮箱、搜狐sohu.com邮箱、网易163.com邮箱、雅虎中国yahoo.com.cn邮箱,《财经》杂志邮箱、《辽宁日报》邮箱、新浪staff邮箱的,还有126.net,263.com的,总之,用国内网站邮箱的,全都把信退了回来。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难道是因为梁的文章里,写到了左边一个六,右边一个四?
我建议你们,改用Gmail.com。它多方便啊,多亲切啊,多能装啊,多快啊。用了才知道。
昨天,《华尔街日报》报道,7月1日以后在中国出售的电脑,都必须安装一个不良信息过滤软件,由政府帮助电脑用户决定哪些网站安全,哪些网站健康。政府部门还可以不时更新这个软件,把新的不良网站的名字添上去。
卧榻之侧,将有河蟹安睡。
幸好,我的老电脑在刚到一个月就瘫痪了。新买的电脑还可以支撑一段时间。幸好,美国电脑的售价,比中国便宜。而且没有过滤软件附加费用。
而且,我正在学习翻墙。虽然年龄大了,腿脚不那么灵便了,但总比被人堵在家里出不去好吧?
也是在前几天,在一家小商店门口,看到了下面这张告示。我们央视牛啊。
2009/6/4 苏珊的梦想“Britains Got Talent(英国有人才)”终于决出了最后的胜者,但,不是苏珊·保佑(Susan Boyle)。 最后决赛中,她唱了初选时唱过的那首《I Dream the Dream》,唱得一如既往的好,但是没有新意,没有惊喜,没有最初的雄心勃勃。她能一夜成名,并不仅仅因为她唱得好。唱得好的人很多,为什么她出了名?因为反差,因为出乎意料,因为有惊喜。47岁的苏珊,留着老式的发型,穿着普通保守的裙装,没有化妆,胖胖的双下颌淹得脖子都不见。她站在舞台上,说自己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职业歌唱家,那时候,全场的观众都大笑,连评委都露出“不自量力”的表情。及至歌声出口,一当地华人报纸形容为“黄莺出谷”,全场沸腾。评委之一的皮尔斯称之为“The biggest surprise in three years”(三年来最大的惊喜),这样才有她的一夜成名成名。 可是,经过7周媒体掘地三尺的报道,她的一切,都展现在聚光灯下。这个平凡的女人已经没有了最初的神秘感、新鲜感。 当她和一个叫“Diversity”(多样化)的街舞团队一起站在舞台上,等待着最后结果宣布的时候,她看上去很疲惫、倦怠、沮丧,甚至在轻轻地颤抖。7周漫长的赛程,从默默无闻到名满天下,从媒体的追捧、狂轰滥炸,到小报上恶意的挖苦嘲讽,摄像机昼夜守候在家门口。47岁的苏珊,来自一个偏远苏格兰小镇的苏珊,从没被男人吻过的苏珊,在Youtube 上得到了2亿2千万的点击量的苏珊,在最后的时刻终于心力交瘁。她像长跑比赛中一路领跑、呼声最高的那位选手,却在最后时刻被后来者追上。 她和10万英镑的奖金也失之交臂。 虽然她满面笑容地向获胜者道贺,还夸张地在离开舞台时露出大腿,却在第二天因为精神衰竭而入院治疗。是的。苏珊不过是一个有一点小梦想、有一点歌唱天赋的小人物,在芸芸众生中是再普通不过的那一个,却突然在默默无闻地行走了近半个世纪后,成为媒体名人。她承受掌声欢呼,被媒体捧到天上,然后又被狠狠地摔下来,遭受口水和嘲讽。在这样一个被无限放大的名利场上,苏珊单纯封闭的人生经验无法应对。她平凡的神经最终崩溃了。 这么多年,我们已经见过太多像苏珊这样被媒体摧残的普通人。他们偶然成为大众焦点,一夕之间改变了人生方向,却要在聚光灯下承受无尽的压力,用自己的整个人生去娱乐大众。之后,当大众厌倦了,他们就被迅速地冷落一旁,无人过问。 何其残酷。 我只想知道,“英国有人才”和Youtube都因为苏珊而大获其利,苏珊自己,是否也能从中获一份利,分一杯羹?不然,在这一场媒体的盛宴中,她就真的只是那个盘中餐、俎下肉了。
2009/6/3 本溪和大西洋有什么关系?在最近失事的法航AF447客机上,有8名中国人,其中6人来自本钢,也就是本溪钢铁公司。看到这一消息,我的心狠狠地沉了一下:本钢,那是我老家所在的地方啊。我的父母在这家公司所属的医院工作了一辈子,当了一辈子本钢职工,现在是本钢退休职工。我作为本钢家属在这座城市生活一直到考上大学。没想到,遥远的大西洋上的空难,竟然和我的家乡有关!
我赶紧找到失踪人员的名单,发现都是陌生的名字。我真怕其中有我认识的人。虽然离开本溪20多年,但是很多朋友,从小学到中学的很多同学,还有父母的朋友同事,父母同事朋友的孩子,都在本溪。大多在本钢工作。我常说,你只要提到一个本溪人,我总能拐弯抹角地找到一条线,一直连到我自己。
我给父母打了个电话。果然,我妈妈说,她认识其中的两个人。其中一个叫陈持平的,她的父母是我父母多年的老同事,她自己也曾经是我父母的同事,在妇产科工作。我爸爸妈妈连她的小名都知道。我妈妈坚持认为我也认识她,但我没有任何记忆。顺便说一句,她的丈夫现在是辽宁省副省长。另一个叫张庆波的,是我父母的一位老朋友的女婿。迄今,两个人的父母和长辈还都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
新闻报道说,飞机的部分残骸已经找到,证明飞机确已失事,而不是最开始说的神秘失踪。这说明,这6名本溪人,连同220多名其他乘客,确已遇难,再无生还的可能。唉,为他们祈祷吧。愿他们在天堂安息。
从巴西飞到巴黎的飞机在大西洋失事,本来和我,一个中国人,来自东北一小城市的中国人,毫无关系,现在,却因为6个同乡,而在美国独自神伤,对着电脑默默流泪。
我爸爸连连感叹:你说,本溪这么个小地方,有几个人知道?和大西洋有什么关系?你说,大西洋离咱们那么远,6个本溪人怎么就能掉到那里去呢?
是啊,地球真小啊。 2009/5/27 吃啥像啥,吃啥补啥
一篇旧文。
老早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更老早以前的抗战时期,占领区的日本人不仅在政治上压迫,在经济上剥削,还在文化上蔑视中国人,说中国人爱吃猪肉,所以像猪,好吃懒做,活该被奴役;而日本人爱吃鱼,所以像鱼一样一往无前。后来,一个中国老师激愤难平,在课堂上冒着被告密的危险对学生说,鱼虽然一往无前,别忘了,鱼还顾头不顾腚。 写这文章的就是坐在下面的一个学生。他由此受到了人生第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由此看来,“吃啥像啥”这套理论早已有之,不是什么新鲜东西。甚至不是中国人专有。 其实细琢磨,如果真能做到“吃啥像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形似,更要深得神髓。我以为,这本事不在吃者,而在被吃者。就算一个人的消化系统有本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能够从消化物里面提取出精神因子,并准确地输送到人的相应管理系统,那也得首先是在消化物里存在这种精神因子。比如,作为一头好吃懒做、贪图享乐、不讲卫生的猪,就得具备把自己的诸般精神气质凝结在自己的肉体中(肥肉、瘦肉、五花肉)的本领,并传染或遗传给自己的上级食物链:一个人或一只狼。——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神奇本领。 当然,一头猪不可能完成这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很多猪,前仆后继,同心同德,日积月累,与时俱进,最终通过食物链,将一个物种的精神特质镌刻在另一个物种的集体无意识中。 把精神凝结成物质,不经由外部世界的转化,我原来以为只有得道的高僧才能做到。据说,舍利子就是高僧们一生修炼凝结而成的。据说,修为越高的大师,圆寂后得到的舍利子就越多。 如果,如果,猪也能做到…… “吃啥像啥”比较注重精神层面的交流,啥与啥之间的关联充满玄机。而“吃啥补啥”就比较通俗,更好理解。 中国人好吃。对吃研究得也精深。食药同源。吃饭就等于吃药,吃饭就是在进补。寒热温平,虚实盈亏,四季应时,午时三刻,马虎不得。我估计也许正是因为这里面的学问太精深,所以才有了“吃啥补啥”这样通俗的总结。事物的发展总是这样,高深的学问一定要通俗化,通俗的事情却往往要学术化。于是,在“吃啥补啥”的通俗基础上,又有了“同形补”、“同位补”之学说。 比如核桃,看着像人脑,还分左右两半,所以补脑;木耳,不论白木耳还是黑木耳,看着像肺叶,所以补肺。一些杆状物,比如黄花菜,没说的,壮阳。最典型的是人参,长得像人,肯定补人,所以叫十全大补。——这就是“同形补”。 至于同位补,更好理解,就是常说的吃哪补哪。吃猪脑子补脑子,吃牛舌头补舌头;吃鸡脚鸭脚,长脚力;吃鞭,自然能壮阳了。有个老相声抖包袱,问,吃羊尾巴呢? 吃啥补啥与吃啥像啥,形神兼备,把动物、植物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悉数汲取,没有浪费。 当然,“吃啥补啥”和“吃啥像啥”两种理论之间还是有冲突的。比如,广东人是最懂得保养进补的,对“吃啥补啥“的同形补、同位补之说也深谙其道。可是,如果按照“吃啥像啥”的说法,那广东人的形象可能就受点影响:蝎心蛇胆,獐头鼠目,鸡脚鸭舌,猫鼻狗脸——基本上没人样了。 不过两种理论也有共通之处。吃啥补啥,吃哪补哪,吃啥像啥,都比较神秘。长得相似,就会产生某种内在联系,发生作用。至于怎么就由外及内地起作用,则语焉不详。世间万物的确是普遍联系的。但是对于物与物究竟怎么联系的,却各有看法。现代科学格物致知,凡事都要问个明白究竟,一定要揭示出因果关联。而吃啥补啥、吃啥像啥这类判断,却千万不能问“为什么”。为什么不能问为什么呢?因为问了为什么也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我们周围,有太多这样看似有理,实则不堪追问的各种说法,比如,“鸡猴不到头”——属鸡的和属猴的两口子注定过不下去;比如“耳大有福”;比如“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卖豆腐,五斗六斗绕街走”——说的是人手指上的簸纹。如果一定要追问到底,一定要揭开神秘的面纱,就会发现,面纱下面空洞无物,不过是尚未散尽的原始巫术的影子。 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篇文章,提到西方人爱吃牛肉,所以就有了一些牛的特征:“强健的身体、坚强的意志、好斗的性格,简直就是头牛嘛!”看到这我就乐了。感情日本人夸耀自己像鱼已经落伍了,现在时髦像牛了。而且这个时髦咱中国人还赶不上,因为那文章说“西方人吃了那么多年牛肉,可以说牛的基因已经深入他们的身体。(看来人家吃的不是一般的牛,是转基因牛。)国人现在再吃牛肉,等于比他们晚了好多年,会永远追不上人家。” 因为人家比我们富裕,比我们发达,捎带着,被吃的动物也跟着高大伟岸了起来。先是鱼,后是牛。猪啊,对不起你,因为我们自己懒惰无能,连累着你活着没有尊严,被人吃了还要受羞辱——唉,你死得冤啊。
2009/5/20 当个瑞士人也挺好的四瑞士游客在新疆遇车祸受伤 瑞士派机接伤者2009-05-19 21:50:55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跟贴 12 条 手机看新闻核心提示:19日,据新疆喀什地区旅游局消息,五名瑞士籍游客在新疆喀什地区旅游时遭遇车祸,其中四名受伤,目前伤者已被瑞士政府派出的急救飞机接走。 中新网5月19日电 十九日从新疆喀什地区旅游局获悉,五名瑞士籍游客在新疆喀什地区旅游时遭遇车祸,其中四名受伤,目前伤者已被瑞士政府派出的急救飞机接走。 据喀什地区旅游局综合培训科科长艾斯卡尔介绍,十四日下午,两男三女共五名瑞士籍游客乘座的商务车在距离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十五公里处发生侧翻,造成四人受伤。其中,伤势最重的游客右臂开放性骨折。 据悉,事故发生后,伤者首先被送到附近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医院进行包扎。当天晚上,他们便被送到喀什地区医院进行治疗。喀什地区及有关部门官员看望并慰问了伤者。 几天的治疗后,伤者已经没有生命危险。经同行的游客与瑞士方面联系,瑞士政府决定派出一架急救飞机前来接回四名伤者。 据喀什机场介绍,十八日机场值班人员早早就来到了机坪,为前来接运伤者的瑞士航空公司挑战者六零型飞机做了勤务保障工作,并为伤者及其他相关人员做了安全检查。下午飞机离开喀什。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闫文陆) 2009/3/27 无常常在刚刚说完无常,第二天就在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丢了件North Face的外衣。 衣服挂在不出两米的一个椅子上。不出十分钟,我一回头,发现衣服不见了。 让我对无常又多了几分敬畏。 警察来了。谆谆教诲了我半个小时。说的是今后的注意事项。 至于大衣,已经被无常穿在身上了。 即使我能认出那是我的衣服,我也没有勇气叫他还给我。 2009/3/24 无常
最近读到的两则死讯,都是女演员,都和跌跤有关,让人唏嘘不已。
一个是中国的年轻女演员潘星谊,在家里准备接电话时滑了一跤,跌倒时打碎了鱼缸,结果被破碎的玻璃割破动脉,出血过多,不治而亡。
另一个是美国百老汇的女演员娜塔莎·理查德森(Natasha Richardson),滑雪时,在初学者雪道上跌了一跤,爬起来继续滑。不久觉得头痛,继而昏迷,送到医院时,已经不治。医生分析,她跌跤时跌破了颅内血管,导致大出血。
跌跤,在生活中是最普通的一类事故了。而滑雪初学者跌跤,甚至不能算事故。就像没呛过水就学不会游泳一样,没摔过跤就学不会滑雪。而人们也总是说,从哪儿跌倒的,再从哪儿爬起来。
可是,这两个摔倒的女人却再也爬不起来了。看似微不足道的、其他人随时随地都在犯的小过失,却导致她们无法挽回的大过错,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多么残酷,多么不公平啊。
可是,没有谁站出来主持这个公道。没有谁能够挽回或者弥补这个过错。不论何种死亡,我们都那样无能为力。让这普通的事故忽然就蒙上了一层诡异无常的色彩。
无常,这个死神的影子,总是出现在人类最日常的行为中,最无防备的时刻,摸不到他的规律,找不到他的门路,看不到他的行踪,他无招胜有招,他防不胜防。
所以每一次他的出现,都会让人惊觉,哦,原来,死神,他一直在我们左右,不论你是否留意,他从未曾远去。
2009/1/28 从外面看不到的大约两年前,我收到一封群发邮件,标题叫“大名鼎鼎的纳粹帅哥”。打开,里面是一系列纳粹德国时期的战斗英雄。单论相貌,这些照片上的士兵的确很帅。网上留言里也是一片赞声。但是我却无法产生美好的联想。因为前面冠的“纳粹”两个字,让我把这些阳刚、帅气、棱角分明的脸和集中营、焚尸炉、种族屠杀连在了一起。这些军人制服上的英雄徽章,在我看来是以屠戮、疼痛、死亡为衬托背景的。我无法欣赏这样的制服、这样的徽章、这样的脸。我看了太多关于二战的文字和影像,"纳粹"这两个字已经足以引起我的生理不适. 就好像后来我无法欣赏顾城的诗一样。“你看树,站着睡觉。”多么纯洁漂亮的文字。可是每次我一看到它,眼前就有一把沾着鲜血的斧头胡乱挥舞,我就开始反胃,这种纯粹的生理不适阻止了我对他的文字的欣赏。 不是我矫情,我的肠胃反应是真实的,无法克制的. 有人和我争辩说,你干嘛总把道德和艺术扯在一起呢?欣赏美一定要附加道德条件吗?
我倒是不想附加条件,问题是,到时候,穿着笔挺制服的纳粹帅哥真的把坦克往你家开;顾城的斧头真的劈碎了老婆的头啊。
还好,还好,年龄大了,阅历多了,对看上去很美的东西就多了个心眼。那些没有“善”做里子的所谓“美”,已经不能再迷惑我。这样看来,变老也还是有点好处的。
2009/1/21 出人意料的幽默
还记得当年王小波写《青铜时代·红拂夜奔》,说唐朝的李靖(就是哪吒他爸爸)发明了一种开平方的机器,结果被太宗皇帝买去当作作战武器,改叫“卫公神机车”,打死了好多人。因为该机器摇出的全是无理数,谁也不知怎么躲。 “有一些死在根号2下,有些死在根号3下”。 数学不好的作家肯定写不出这样的文字。但是数学好的人也不一定就能写出来。在数学和文字之间建立一种幽默的关系,实在不是谁都有的智慧。下面这则文字是我的链接里一位叫“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的数学系博士写的。虽然和数学关系不太大,但颇有王小波那种出人意料的幽默。
去Reno的路上,晃晃悠悠迷迷糊糊,听到一句“我把心给了你,身体给了他”…… ——嗯?这是哪门子8g?我只知道这个歌手叫王菲,她唱的上一首我知道歌名和歌词的歌,似乎叫《相约九八》 。 但这首歌还是蛮好听的,于是恍惚之间,我又辨认出几句歌词,比如“我把声音给了你,画面给了他”,“我把情节给了你,结局给了他”。 于是我就开始思考,什么时候,我能对一个女生,说一句类似的耐人寻味的话呢? I mean, “我把X给了你,Y给了他……” ——估计是许多年后我女儿问我,为什么哥哥(弟弟)是男孩,她是女孩的时候吧?
2008/12/23 人生有几个41到42岁
有一天,我在台西门碰到陈虻老师,就一起往台方楼里走。那时候他已经从制片人荣升主任,常常要到台里开会。随便闲聊了几句。聊的什么已经淡忘了。只记得他谈到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在方楼大厅临别时,他说,我还是准备再做点事情的,人生有几个41到42岁。 那时候他41岁快42岁了。 今天,刚刚从短信上,从MSN上得知陈虻老师去世的消息。不知怎么就想起他说的这句话来。 陈虻老师,一路走好。R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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